752.第752章 教材出版
“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杜邦？”杰瑞好奇的看着杨锐，说道：“你或许没有接触过美国的法庭，那里是律师的地盘，获胜的并不一定是正义的一方，更不会是正确的一方。”
“我知道，但现在的法庭形势很好，华锐请到的律师也很厉害。”杨锐并不是特别担心，因为他需要担心的部分已经过去了，律师们拿到了钱，捷利康也恢复了红利的支付，只要有源源不断的律师费的供应，杨锐相信，这样的官司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起伏。
这就好像是美国的离婚官司一样，如果没有婚前协议，再多钱的富豪也难逃剐肉的命运，那些漂亮的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并不需要多少社会势力，或者资金支持或者聪明才智，只要按部就班的请到律师，她们自然能从此过上财务独立的生活。
而专利官司虽然延绵日久，但像是杜邦这样的财团，也不能依靠无理取闹，以至于想要什么专利就有什么专利，若是如此简单的话，那些为了专利而发起的价值数亿乃至数十亿的并购也就不会发生了。
杰瑞也不是很清楚案件的细节，见杨锐如此肯定，也就笑道：“希望你能拿回自己的权利，恩，如果要去美国的话，随时可以找我们。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的捐助额很高，我们能安排你去一些大学演讲，我想，那些大学也一定是很愿意的。”
“有机会的话……”
“那太好了，杨锐去了美国以后，就和你们联系。”刘院长打断杨锐的话，恨不得而现在就帮他敲定到美国演讲的大学名单。
“刘院长，我去不去美国还没定呢，即使去美国，恐怕也没时间跑去大学里演讲。”杨锐不得不解释一句。
演讲和讲学，讲学和讲座是不同的概念。任何人都可以到大学里去演讲，在那些作风开放的大学，贩夫走卒皆可上台，这没什么不好的，对于听演讲的人和演讲者来说，或许都是不错的体验，但对杨锐来说，他不需要这样的名声。
当然，就现在的中国来说，能去美国的大学演讲一次，也是非常隆重和难得的事，回到国内，也够炫耀十好几年了，这就好像是音乐人去维也纳**表演一样，在信息不畅的年代里，大家莫名的感受到了高大上的气氛。
但是，信息总会是畅通的，尤其是学术界这个小圈子，想用几次演讲来证明自己的学术成就，总归是要拆穿的。而就杨锐目前的层次来说，唯一对他有所提高的，只能是成为讲座教授。
毕竟，PCR都已经是诺贝尔级的成果了，杨锐身为第二阶的学者，本身都已经超过了普通的讲座教授的级别，再去追求演讲什么的，毫无意义，不过，讲座教授已经是教职的最高峰了，杨锐作为尚未毕业的年轻人，争夺一下讲座教授，还算是有些意义。
想做讲座教授也是非常难的。在美国，讲座教授往往意味着某个领域的权威，在德国就更难了，一个讲席就意味着一个领域，而讲席教授往往意味着一个研究领域的整体负责人，而且，这种终身制的位置，必须上一个讲席教授挂了，才有竞争的可能。
英国的讲席教授同样要求极高，最著名的卢卡斯教授，自1663年设立以来，就坐的都是牛顿，狄拉克和霍金这样的重量级人物。
汤姆和杰瑞对PCR的理解不深，刘院长等人对PCR的潜力仍然估计不到，以至于说出让杨锐去演说的话。
杨锐拒绝以后，刘院长颇为遗憾，猫和老鼠叔侄就无所谓了，反而好奇的问起了庭审的细节。
杨锐说的轻描淡写，从他的角度来说，庭审实在不能称作有趣，尽管是在不断胜利的状态下，但也不愿意多谈。
而从其他人的角度来说，这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在美国，小公司对大财团的胜利，也是无数人喜闻乐见的素材。
杨锐的名字虽然不像是那些好莱坞明星、橄榄球明星，政客和脱口秀主持人一样知名，但是，仅限于中国名字的时候，杨锐的知名度却是颇高。最起码，美国的学术界和新闻界，说起中国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杨锐，可谓是风头一时无两，连杨振宁和李政道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名气上也比不过杨锐。
所以，当杨锐的稿件出现在诺顿出版社的经理丹尼尔的桌面上的时候，他的精神一下子就振奋了起来。
在美国众多的教育出版集团中，诺顿出版集团并不突出，严格来说，诺顿是一家偏于保守的，而且越来越少见的中型出版公司，相比培生这样的大型出版集团，诺顿出版集团的规模，甚至还赶不上培生旗下的朗文公司的规模——朗文就是出版《新概念英语》的英国出版公司。
不过，公司的规模大小都是相对的。诺顿也有过辉煌时期，比如著名的《英国文学教程》，自50年代的第一部选集出版以后，行销2000多万册，堪称教育出版的奇迹。
除此以外，诺顿也是美国出版弗洛伊德作品的主要出版社，这种说法，正是美国出版集团的特色，它们往往垄断性的经营一些作者的著作，进而成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譬如贝尔特朗拉塞尔的《哲学》，弗兰兹鲍阿斯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学生们就只能购买诺顿出版社的书籍，只要美国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没有更经典的著作被挖掘出来，只要美国大学的教授仍然决定将《哲学》和《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列入必读教材，那社科领域的学生就是诺顿出版社的现金奶牛。
同样属于诺顿的现金奶牛还有音乐书目和启蒙心理学书目，诺顿每年出版大约100种大学教科书，其中许多新品种的教科书都是赔钱的，全靠这些具有长期价值的图书支撑。
至于生物学，这项在可以预见的数十年里，必然会越来越繁荣的学科，从来都是各大出版社关注的重点。
丹尼尔几乎是看到杨锐的姓名的时候，就决定出版这本书了。
“卡伦，帮我列一个基因生物学的名单出来，我要请几个人帮我审阅一本书。”丹尼尔小心的摘掉杨锐的名字，将他寄过来的几章重新复印，交给秘书，道：“你告诉他们，我非常迫切的想要出版这本书，但我需要他们给我一些具体的评价，以决定是出普通版，还是精装版。”
还有推销的力度，同样决定于书籍内容的评价，这一点，丹尼尔就不用说出来了。
秘书卡伦会意的道：“我现在就去列名单，要几个人？”
“我要找20个，不，最少30个人来评价这本书，所以，我需要100人以上的名单。”
卡伦抬起头来，诧异的道：“30人？”
“30人以上，可以多，不能少，名单也要做的细致一些。”丹尼尔回答的毫不犹豫。
请人评价一本书籍的稿件，其实也是教材出版社推销的策略之一。如果你拿一本出版后的书籍给某个学校的教授阅读，他很可能会推说忙碌而婉拒，即使能够成功，时间也会非常久，这是很正常的，市面上的书籍何其多也，就像是市面上的药品一样，多且复杂，教授哪里有时间一本本的阅读，更不会因为你请他阅读，他就愿意阅读。
但稿件又不同了，稿件是尚未出版的书籍，就像是没有在期刊上刊登的论文一样，它在潜意识里，赋予了阅读者一种权利——你能决定这本书出版与否。
事实上，审阅稿件的教授也确实有这种权利，即使丹尼尔确定要出版的书籍，因此而取消的也不在少数。
对很多教授来说，这种权利的刺激感，会促使他们去阅读这本书。除此以外，尚未出版的新书，也能满足教授们了解业界动态的需求。
理所当然的，如果是被教授们看中或通过的书籍，出版以后，这些教授也自然会有选择的放入自己的推荐书目里，甚至直接列为某几堂课的教材也有可能。
在1000本就算畅销的美国教材出版领域，请人评价稿件，往往占据着教材推销的大头。
不过，二十人或者三十人的评价团还是比较少见的，秘书卡伦心存疑惑的出门，为了凑出足够挑选的名单，不得不将基因生物领域的名教授的名字全都翻出来。
……
“我知道，但现在的法庭形势很好，华锐请到的律师也很厉害。”杨锐并不是特别担心，因为他需要担心的部分已经过去了，律师们拿到了钱，捷利康也恢复了红利的支付，只要有源源不断的律师费的供应，杨锐相信，这样的官司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起伏。
这就好像是美国的离婚官司一样，如果没有婚前协议，再多钱的富豪也难逃剐肉的命运，那些漂亮的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并不需要多少社会势力，或者资金支持或者聪明才智，只要按部就班的请到律师，她们自然能从此过上财务独立的生活。
而专利官司虽然延绵日久，但像是杜邦这样的财团，也不能依靠无理取闹，以至于想要什么专利就有什么专利，若是如此简单的话，那些为了专利而发起的价值数亿乃至数十亿的并购也就不会发生了。
杰瑞也不是很清楚案件的细节，见杨锐如此肯定，也就笑道：“希望你能拿回自己的权利，恩，如果要去美国的话，随时可以找我们。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的捐助额很高，我们能安排你去一些大学演讲，我想，那些大学也一定是很愿意的。”
“有机会的话……”
“那太好了，杨锐去了美国以后，就和你们联系。”刘院长打断杨锐的话，恨不得而现在就帮他敲定到美国演讲的大学名单。
“刘院长，我去不去美国还没定呢，即使去美国，恐怕也没时间跑去大学里演讲。”杨锐不得不解释一句。
演讲和讲学，讲学和讲座是不同的概念。任何人都可以到大学里去演讲，在那些作风开放的大学，贩夫走卒皆可上台，这没什么不好的，对于听演讲的人和演讲者来说，或许都是不错的体验，但对杨锐来说，他不需要这样的名声。
当然，就现在的中国来说，能去美国的大学演讲一次，也是非常隆重和难得的事，回到国内，也够炫耀十好几年了，这就好像是音乐人去维也纳**表演一样，在信息不畅的年代里，大家莫名的感受到了高大上的气氛。
但是，信息总会是畅通的，尤其是学术界这个小圈子，想用几次演讲来证明自己的学术成就，总归是要拆穿的。而就杨锐目前的层次来说，唯一对他有所提高的，只能是成为讲座教授。
毕竟，PCR都已经是诺贝尔级的成果了，杨锐身为第二阶的学者，本身都已经超过了普通的讲座教授的级别，再去追求演讲什么的，毫无意义，不过，讲座教授已经是教职的最高峰了，杨锐作为尚未毕业的年轻人，争夺一下讲座教授，还算是有些意义。
想做讲座教授也是非常难的。在美国，讲座教授往往意味着某个领域的权威，在德国就更难了，一个讲席就意味着一个领域，而讲席教授往往意味着一个研究领域的整体负责人，而且，这种终身制的位置，必须上一个讲席教授挂了，才有竞争的可能。
英国的讲席教授同样要求极高，最著名的卢卡斯教授，自1663年设立以来，就坐的都是牛顿，狄拉克和霍金这样的重量级人物。
汤姆和杰瑞对PCR的理解不深，刘院长等人对PCR的潜力仍然估计不到，以至于说出让杨锐去演说的话。
杨锐拒绝以后，刘院长颇为遗憾，猫和老鼠叔侄就无所谓了，反而好奇的问起了庭审的细节。
杨锐说的轻描淡写，从他的角度来说，庭审实在不能称作有趣，尽管是在不断胜利的状态下，但也不愿意多谈。
而从其他人的角度来说，这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在美国，小公司对大财团的胜利，也是无数人喜闻乐见的素材。
杨锐的名字虽然不像是那些好莱坞明星、橄榄球明星，政客和脱口秀主持人一样知名，但是，仅限于中国名字的时候，杨锐的知名度却是颇高。最起码，美国的学术界和新闻界，说起中国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杨锐，可谓是风头一时无两，连杨振宁和李政道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名气上也比不过杨锐。
所以，当杨锐的稿件出现在诺顿出版社的经理丹尼尔的桌面上的时候，他的精神一下子就振奋了起来。
在美国众多的教育出版集团中，诺顿出版集团并不突出，严格来说，诺顿是一家偏于保守的，而且越来越少见的中型出版公司，相比培生这样的大型出版集团，诺顿出版集团的规模，甚至还赶不上培生旗下的朗文公司的规模——朗文就是出版《新概念英语》的英国出版公司。
不过，公司的规模大小都是相对的。诺顿也有过辉煌时期，比如著名的《英国文学教程》，自50年代的第一部选集出版以后，行销2000多万册，堪称教育出版的奇迹。
除此以外，诺顿也是美国出版弗洛伊德作品的主要出版社，这种说法，正是美国出版集团的特色，它们往往垄断性的经营一些作者的著作，进而成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譬如贝尔特朗拉塞尔的《哲学》，弗兰兹鲍阿斯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学生们就只能购买诺顿出版社的书籍，只要美国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没有更经典的著作被挖掘出来，只要美国大学的教授仍然决定将《哲学》和《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列入必读教材，那社科领域的学生就是诺顿出版社的现金奶牛。
同样属于诺顿的现金奶牛还有音乐书目和启蒙心理学书目，诺顿每年出版大约100种大学教科书，其中许多新品种的教科书都是赔钱的，全靠这些具有长期价值的图书支撑。
至于生物学，这项在可以预见的数十年里，必然会越来越繁荣的学科，从来都是各大出版社关注的重点。
丹尼尔几乎是看到杨锐的姓名的时候，就决定出版这本书了。
“卡伦，帮我列一个基因生物学的名单出来，我要请几个人帮我审阅一本书。”丹尼尔小心的摘掉杨锐的名字，将他寄过来的几章重新复印，交给秘书，道：“你告诉他们，我非常迫切的想要出版这本书，但我需要他们给我一些具体的评价，以决定是出普通版，还是精装版。”
还有推销的力度，同样决定于书籍内容的评价，这一点，丹尼尔就不用说出来了。
秘书卡伦会意的道：“我现在就去列名单，要几个人？”
“我要找20个，不，最少30个人来评价这本书，所以，我需要100人以上的名单。”
卡伦抬起头来，诧异的道：“30人？”
“30人以上，可以多，不能少，名单也要做的细致一些。”丹尼尔回答的毫不犹豫。
请人评价一本书籍的稿件，其实也是教材出版社推销的策略之一。如果你拿一本出版后的书籍给某个学校的教授阅读，他很可能会推说忙碌而婉拒，即使能够成功，时间也会非常久，这是很正常的，市面上的书籍何其多也，就像是市面上的药品一样，多且复杂，教授哪里有时间一本本的阅读，更不会因为你请他阅读，他就愿意阅读。
但稿件又不同了，稿件是尚未出版的书籍，就像是没有在期刊上刊登的论文一样，它在潜意识里，赋予了阅读者一种权利——你能决定这本书出版与否。
事实上，审阅稿件的教授也确实有这种权利，即使丹尼尔确定要出版的书籍，因此而取消的也不在少数。
对很多教授来说，这种权利的刺激感，会促使他们去阅读这本书。除此以外，尚未出版的新书，也能满足教授们了解业界动态的需求。
理所当然的，如果是被教授们看中或通过的书籍，出版以后，这些教授也自然会有选择的放入自己的推荐书目里，甚至直接列为某几堂课的教材也有可能。
在1000本就算畅销的美国教材出版领域，请人评价稿件，往往占据着教材推销的大头。
不过，二十人或者三十人的评价团还是比较少见的，秘书卡伦心存疑惑的出门，为了凑出足够挑选的名单，不得不将基因生物领域的名教授的名字全都翻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