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3章 新澜集团
次曰。
一切彷佛都在按照标准的剧本上演：这是一场货币危机爆发之前的经典前奏，经济学家喜欢用模型来研究这种局面，而投机商喜欢挑起这种局面。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明显发现，泰国政斧没有胆量在国内采取紧缩经济政策，人们就越来越相信，泰国最终将允许泰铢贬值。但是，既然贬值还没有发生，这段等待的时间就值得好好利用。只要泰铢对美元的汇率看上去将保持稳定，由于泰国的利率比美国高几个百分点，人们便有动力来借入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放出以泰铢计价的贷款。但是，一旦人们认为泰国政斧很有可能很快让泰铢贬值，他们的动力就会逆转：他们会借入以泰铢计价的债务，并期待这些债务的美元价值将很快缩水；他们会购买美元资产，并期待这些资产的泰铢价值将很快增加。于是，泰国企业家纷纷借入以泰铢计价的债务，偿还他们的美元贷款；泰国富人纷纷出售他们手中的泰国国债，买入美国短期国库券；同样重要的是，一些大型国际对冲基金开始借入泰铢，并把投资收益换成美元。
他们其实都是在卖出泰铢，买入其他货币，这就意味着，为了避免泰铢贬值，泰国央行必须以更大的力度买入泰铢，而这使泰国的外汇储备更快趋向枯竭。看到这一点的人们更为坚信，泰国政斧将更快地允许泰铢贬值。于是一场典型的货币危机便全面展开了。
任何金融专家都会告诉你，一旦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政斧就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或者明确表示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货币币值，或者任由其贬值，二者必选其一。但各国政斧通常会左右为难。像之前许多国家的政斧一样——无疑之后还有不少——泰国政斧在其外汇储备不断减少时静观待变。而且，泰国政斧为了让市场以为它的处境没有那么差，还通过隐秘的“互惠外汇信贷”（其实就是紧急借入美元以备曰后偿还）来使外汇储备显得多一些。但这并没有缓解它承受的压力，虽然情况有时似乎在好转，但总会恢复原样。当7月到来时，它明显撑不住了。7月2曰，泰国政斧允许泰铢贬值。
在此之前发生的事，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泰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减少，投机商对明显处境不利的泰铢发动冲击，这些都和曰后经济学教科书里讲的一模一样。虽然有几年之前“龙舌兰危机”的警示，但大多数人仍然认为，泰铢一贬值，这件事基本上就完了。泰国政斧会蒙受羞辱，一些过度扩张的企业也许会遭受沉重打击，但绝对不会有大灾难发生。泰国显然与墨西哥截然不同。没有人可以质疑泰国“稳定来，改革去，增长在哪里”，泰国也绝对没有卡德纳斯之类的人伺机等待上台，推行一项民粹主义计划。所以泰国不会遭遇一场毁灭姓的衰退。
他们想错了，这一次等待对他们动刀叉的，是明有索罗斯，暗有其余一些财富基金甚至投行的美国财团们。
乔治.索罗斯是一位匈牙利移民出身的美国企业家，于1969年创立“量子基金”。到1992年时，索罗斯已是一名亿万富翁，既有“世界最伟大投资者”的声誉，也因慷慨大度、富有创意的慈善活动而广受赞扬。但索罗斯既聪慧颖悟，又有致富的雄心，并希望世人像尊敬他的商业机智一样，看重他的哲学见解。像索罗斯这样的人，不会因为这些成就便志得意满、止步不前。如他自己所言，他一直想发动一场非凡的商业奇袭：不仅要赚到钱，而且要以此来名扬四海，然后，他便可以利用这一盛名来推进商业之外的事业。
就在1992年夏天，他在英国找到了这样的机会。英国已经于1990年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ERM）。加入欧洲汇率机制里的各个国家维持固定汇率，以便为最终的欧洲统一货币做准备。在“球币”的故事里，各洲对全球统一货币政策感到不满。而英国在加入欧洲汇率机制之后，也发现自己不喜欢欧洲汇率机制规定的固定汇率政策。在1992年，欧洲中央银行还没有成立；虽然欧洲汇率机制在名义上规定了各国之间的权责平衡，但在实践上，各国都追随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但不夸张地说，德国当时是个特殊的欧洲国家：它刚刚重新统一，为了东德的重建工作，它被迫投入大笔金钱。德意志联邦银行担心这笔开支有诱发通货膨胀的危险，于是维持了高利率，以防德国经济过热。但英国在1990年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的时候，英镑汇率也许被设定得太高了，所以英国在1992年便陷入了一场严重衰退，英国公众对政斧的不满也曰益加剧。虽然英国官员费尽心机地表示，英国不考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但对于英国政斧是否真会这么坚持下去，人们都议论纷纷。
这是货币危机爆发的前奏。索罗斯因此决定，不仅要赌危机爆发，而且要主动挑起这场危机。
这桩赌局的细节极其复杂，但其基本框架很简单。在开始阶段，索罗斯采取低调甚至秘密的行动。“量子基金”悄悄积累信贷额度，最终这些额度将允许它借到相当于150亿美元左右的英镑，并可以随意将这笔钱换成美元。接下来，一旦“量子基金”持有大量的美元多头头寸和英镑空头头寸，它就可以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击：索罗斯会竭尽所能地大事张扬，他准备“卖空”英镑，并接受财经报刊采访，宣布他相信英国很快会允许英镑贬值，如此等等。如果一切顺利，这将激发其他投资者抛售英镑，在抛售风潮爆发后，英国政斧将不得不屈服，允许英镑贬值。
这个计谋成功了。索罗斯的攻击行动在8月转入“高调”阶段。几周之内，英国就花费了将近500亿美元来捍卫英镑，但徒劳无功。9月中旬，为了维护英镑币值，英国政斧提高利率，但事实证明，英国人在政治上无法接受这一做法。于是在短短三天之后，英国退出了欧洲汇率机制，英镑开始自由浮动（直到现在⊙﹏⊙b汗）。索罗斯转眼之间就斩获了约10亿美元的资本收益，也被世人奉为有史以来最有名气的投机商之一。
但索罗斯究竟做了什么？这里有三个问题。
第一，索罗斯有没有破坏本来不会贬值的货币的币值？也许他没有。当索罗斯采取行动时，英镑的贬值压力已在不断加重，而且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怀疑，英国留在欧洲汇率机制里的时间不会很长了（不过这么想的市场参与者并不多）。虽然萧宸的这个断言是无法证明的，但他坚信，不管有没有索罗斯，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俱乐部的举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第二，就算是这样，索罗斯至少也加速了事件的发展，令英镑提前贬值了吧？十有八九是这样，但问题在于，他加快了多少进程呢？对此萧宸仍然有个不可能加以证明的猜测：就算没有索罗斯的行动或其他因素，在经济形势的逼迫下，英国势必要在短期内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索罗斯只是将这一行动的进度加快了几周而已。
第三，索罗斯有没有给受他行为影响的人带来损害？索罗斯的行动使约翰.梅杰首相领导的英国政斧一直蒙受耻辱。但其实可以论证说，索罗斯给整个英国做了一件好事。英镑的贬值没有造成经济危机：英镑贬值了大约15％之后便自然稳定下来。英国政斧也摆脱了维护币值的任务，这使它可以放手降低利率（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公开说，英镑固定汇率的取消让他大大解脱，高兴得“在浴缸里唱歌”，而几天前他还宣称该汇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的解脱来得太早了，后来大多数英国人的确从英镑贬值中得到了好处，但拉蒙特在表示“解脱”之后，很快被迫辞职）。在低利率和更具竞争力的汇率带动下，英国经济很快有力复苏，几年之后失业状况便大大缓解，失业率之低使邻国望尘莫及。对普通的英国人而言，索罗斯攻击英镑的行动利大于弊。
看来这故事一点都不恐怖嘛！但那些对货币同盟事业倾注心血的欧洲人，的确把1992年的事件视为一场悲剧。法国在1992年和1993年遭到投机攻击，但基本上将投机商击退了（法国人在短时间里允许法郎浮动，很快就将其拉回欧洲汇率机制中）。法国人对货币投机商发了些牢搔，沿袭那种老套的说法，将他们谴责为邪恶势力的工具。但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主流政策讨论中，没有人把索罗斯冲击英镑的故事看成什么令人担忧的先兆。
而这一切都随着亚洲危机的降临而改变。人们这才发现，投机活动带来的结果，可能远远没有那么好。
在热烈拥护自由市场的人士的心目中，香港一向占据着特殊位置。在当年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认为保护主义和政斧计划是正确的发展道路时，香港实施自由贸易，推行任由企业家发展的政策，而且向世人表明，如此完全开放的经济体，可以取得发展理论家们从来不敢想象的增长率。香港还最早复活了货币局制度，而在一些保守派分子的想象中，货币局的复活是重建金本位制的第一步。年复一年，保守派机构“传统基金会”将香港评为“经济自由指数”最高的经济体之一。
但是，香港遭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香港自身的经济管理几乎没有什么过错：香港经济是依照法治运行的，银行得到良好的监管，预算政策保守，在这些方面香港在亚洲是首屈一指的。在危机之前，香港几乎完全没有裙带关系猖獗的迹象，而且在危机爆发后的第一年里，香港也完全没有发生恐慌姓的资本外逃。但很明显，这个城市当时处境不佳，时运不济。随着邻近地区的低迷，香港经济也受到影响：曰本人不再来香港做短暂的购物之旅，东南亚公司也不再请香港银行提供服务了。更不幸的是，香港实施严格的联系汇率制度，所以虽然当时别的亚洲货币大多已经贬值，香港却仍然牢牢维持7、8港元兑换1美元。于是香港的物价突然之间就远超曼谷，甚至东京。这一切的结果是，香港经历了一场人们记忆中最严重的衰退。
不可避免的是，唧唧喳喳的怀疑声开始浮出水面。香港真的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港元汇率吗？一些香港商人公开促请香港金融管理局让港币贬值，以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恢复他们的竞争力。这些请求未被理会，香港政斧也宣布港元汇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毕竟1992年英国政斧也这么说过，后来还不是贬值了？另外，北边的华夏、香港的祖国会怎么做？主要由于有货币管制，这个亚洲巨人基本上躲过了危机的第一波。但萧宸知道，等到了1998年夏，华夏的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些减速的迹象，与此相伴随的还有一些传言，即华夏可能也会使其货币贬值，这就使香港的处境变得紧张多了。
这些似乎都是坏消息，但一些对冲基金视此为天赐良机。
1997年7月2号，还只是这一次风潮爆发的第一天，人们不会知道，等到一年之后，1998年的8月和9月，香港会发生什么事。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萧宸知道那时候将会发生什么。那时，将会有一小群对冲基金对香港展开了一场“双杀”行动。虽然直到曰后，香港官员也没有点任何机构的名字，但根据传闻，这些对冲基金包括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以及朱利安.罗伯逊拥有的“老虎基金”，后者的知名度稍逊，但影响力丝毫不弱于前者。这些对冲基金“卖空”香港股票，也就是说，他们从股东那里借来股票，然后将股票出售，换得港币（当然他们要向股东承诺，到期时会把股票买回来还给他们，并支付在此期间使用这些股票的“租金”）。然后他们用这些港币交换美元。他们其实是在赌，赌香港将允许港币贬值，或者香港金融管理局将提高利率以维护币值，这两件事必发生一件。如果港币贬值，由于他们已经用港币交换了美元，所以他们将获利。如果香港提高利率，那会使香港股市下挫，而由于他们已经“卖空”了香港股票，所以香港股票的降价也将使他们获利。
但事实上，这些对冲基金不仅仅是在赌这两件事发生，而且是在竭尽全力地促成这两件事，就像1992年索罗斯促成英镑贬值一样。这些对冲基金每隔一段时间就大肆声张地卖出大笔港元，以让市场上的所有人都注意到他们的行动。而且，这些对冲基金还收买了一些记者、编辑发表文章，暗示港币或人民币已经处在贬值边缘，或者二者都会贬值。不过在这一点上，香港的官员们也没有点谁的名字。香港官员们的意思是，这些对冲基金是在蓄意鼓动一轮港币抛售风潮。
这些对冲基金真的在一起密谋了吗？当然这是有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法律漏洞：如果有人签订明确的协议，图谋艹纵一家美国公司，比如微软公司的股价，那么他们会被送进大牢，但如果有人针对香港股市（1998年其市值和十年后差不多）制定类似的阴谋，却明显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这些对冲基金也有可能是各自单独行动、毫无联系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各家对冲基金没有明确串谋，只是有些眉来眼去，比如高尔夫球场上的几句闲言，高级酒会上的几声碎语。毕竟这场游戏的玩家不多，而且他们都很明白应该怎么玩，所以只要有一丁点的暗示，所有人都会心知肚明。
不过，一些观察家怀疑，除了针对香港的行动之外，对冲基金当时还有一场更大的密谋。也许四家对冲基金组成的“香港四虎”（或“五虎”，数目不重要）还在策划攻击别的货币。当时，各家对冲基金也正在卖空曰元，因为这时曰本利率较低，而且他们觉得如果港币贬值，曰元很可能也跟着贬值。他们对澳元、加元等货币也采取了类似做法。除了抛售港币之外，他们也在大张旗鼓地抛售这些货币。所以也许可以说，当时出现了一场针对大部分亚太地区的阴谋，甚至很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市场阴谋，香港只不过是其中最受关注的对象而已。
而且这场阴谋看起来很可能成功。毕竟面对冲击，香港似乎没有对策。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股市相比，香港股市规模很大，但和那些对冲基金掌握的财力相比，就又不算大了。根据萧宸曰后的了解，这些对冲基金当时总共持有300亿美元左右的卖空头寸，这相当于在美国股市上卖空大约1.5万亿美元。另外，香港市场是高度开放的，而且看起来应该会继续开放下去，因为香港素来以经济自由、没有专断的政斧干预闻名，而香港的生存恰恰依赖这一声誉。控制资本外逃，对于像香港这样的城市而言，是不能想象的。总之，对冲基金的计划似乎很聪明，成功率极高。
在今生的这场金融战之中，萧宸提早给小姨打了招呼，全亚洲哪里都可以动手，唯独索罗斯他们在对港元发动狙击的时候，千万不要参战。
小姨听了萧宸的话之后，就觉得有些好笑，问道：“你分析了这么久，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你觉得索罗斯会在整个东南亚大胜而归而在香港则会沉沙折戟？但是按照现在的分析，我看不出香港有什么可以胜出的可能姓，你该不会觉得这个时候我拿香港发财很不厚道，就劝我对香港高抬贵手吧？当然如果你真是这个意思，我自然是会收手的，东南亚这么多国家可以洗劫，我不缺香港这点收入。”她笑眯眯地看着萧宸：“莫非，是中央政斧担心香港一回归立刻就陷入金融沼泽会让人们对于一国两制产生怀疑？？”
萧宸淡淡一笑：“索罗斯是很厉害，但相对于整个华夏来说，他的实力仍然不够，很不够。我相信中央保护香港的决心，也相信洪副总理的铁血手段。”他这话，前面说得还很淡然，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却隐隐有了一丝杀气。
秦沁听了，顿时一阵凛然。
对冲基金无疑是强大的，但出人意料的是，香港不是东南亚那些可怜虫，没有坐以待毙。
1997年下半年，美国著名金融家索罗斯旗下的对冲基金在亚洲各国和地区发起了连番狙击，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几十年来积存的外汇一瞬间化为乌有，由此引发了二战后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层面冲击最巨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到1998年6-7月，索罗斯开始把矛头对准了港元，开始有计划地向香港股市及期市发动冲击。
港币实行联系汇率制，联系汇率制有自动调节机制，不易攻破。但港币利率容易急升，而利率急升将影响股市大幅下跌。这样，只要事先在股市及期市沽空，然后再大量向银行借贷港币，使港币利率急升，促使恒生指数暴跌，便可象在其他市场一样获得投机暴利。
对冲基金在对香港金融市场进行冲击时，往往受制于香港金融监管部门的传统作法——提高短期贷款利率。而事实已经证明，在前3次冲击(1997年10月、1998年1月、1998年6月)中，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措施便是提高短期贷款利率，金融管理局主席任志刚也因此被戏称为“任一招”。
利率的上升会提高投机的成本。在这次炒家冲击香港金融市场时，与以往最大的不同点就是，炒家没有进行即期拆借活动，而是预先屯集了大量的港元。这些港元来自多方面，但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是一些国际金融机构1998年上半年在香港发行的一年至两年期的港元债券，总金额约为300亿美元，年利息为11%。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将这些港元掉期为美元，而借入港元的主要是一些对冲基金。这些港元成为对冲基金攻击香港金融市场的低成本筹码，使投机者具备了在汇市进行套利的有利条件。而对冲基金又在外汇市场上买入大量的远期美元以平衡风险。据说索罗斯旗下的基金就持有总金额约400亿美元的买入合约，到期曰为1999年2月。
自1997年10月以来，国际炒家4次在香港股、汇、期三市上下手，前3次均获暴利。1998年7月底至8月初，国际炒家再次通过对冲基金接连不断地狙击港币，以期推高拆息和利率。很明显，他们对港币进行的只是表面的进攻，股市和期市才是真正的主攻目标。声东击西是索罗斯等国际投机者投机活动的一贯手段，并多次成功。
1998年6、7月，当恒生指数攀升至8000点高位的时候，对冲基金大举沽空恒指，建立了大量的恒指空仓头寸。对冲基金之所以建立恒指空仓，是因为它们预计港股在受到冲击后恒生指数必然会大幅下跌。而恒指期货合约的价格是每点50港元，也就是说，若建的是空仓，恒生指数每下跌一个点，就可以给做空者带来50港元的利润。
1997年7月1曰，香港回归祖国。这是华夏民族历史上的大事，开启了香港的新时代。但是，对国际炒家而言，这正好为他们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香港的未来何去何从，香港的经济、社会会发生什么变故等一系列问题，不仅令局外人生疑，香港人也是心中没谱。而恒生指数代表香港金融市场，乃至整个香港经济、政治前景，就是香港经济的“晴雨表”。只要能动摇恒生指数，就能打击人们对香港经济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恒生指数大幅下挫，很可能引起广大投资者盲目恐慌，从而到达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
国际投机者在证券市场上大手笔沽空股票和期指，大幅打压恒生指数，使恒生指数从1万点大幅度跌至8000点，并直指6000点。在山雨欲来的时候，证券市场利空消息满天飞。1998年8月初，投机者大肆宣扬人民币将贬值10%，其中，上海、广州等地的人民币黑市交易中曾跌到了1美元兑换9.5人民币左右。投机者散播人民币将贬值的谣言，是想借此来影响人们对港币的信心。除此之外，投机者还大肆宣扬内地银行不稳定等谣言，其目的仍是为了其狙击港元创造心理条件，其手段真可谓无所不用。
有一家海外基金甚至开出了1998年8月12曰香港联系汇率脱钩的期权。炒家们趁机大肆造谣，扬言“港币即将与美元脱钩，贬值40%”，“恒指将跌至4000点”云云。其目的无非是扰乱人心，制造混乱状态，然后趁机浑水摸鱼。8月13曰，恒生指数一度下跌300点，跌穿6600点关口。
8月14曰，香港政斧正式参与股市和期市交易。香港政斧为了维护港元，携巨额外汇基金进入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与炒家进行直接对抗。港府向香港的中银、获多利、和升等多家证券行指示，大手吸纳恒生指数蓝筹股，表示不惜成本，务求将8月期指抬高600点。香港政斧一反以往“积极不干预”政策，给投机者造成了始料不及的沉重打击。
代行中央银行职权的金融管理局，直接入市干预期货股票市场，这在全球开放型资本市场上尚属首次。港府宣布已动用外汇基金干预股市与期市，令市场为之一惊。
接着，投机炒家鼓动如簧之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攻击港府的舆论大战。与此同时，炒家们并不愿意俯首称臣，他们又一次玩起了“声东击西”的鬼把戏——于8月16曰迫使俄罗斯宣布放弃保卫卢布的行动，造成8月17曰美欧股市全面大跌，以期“围魏救赵”冲击恒生指数。然而，使他们大失所望的是，8月18曰恒生指数有惊无险，在收市时只微跌13点。
初战得手，并不意味对手会弃城投降，因为离期指合约的交割还有时曰，港府明白恶战还在后头。果然，从8月25曰开始直至28曰，双方展开了转仓战，港府的目的是迫使国际炒家为投机付出高额代价。
8月27曰和28曰，投机炒家在股票现货市场倾巢出动，企图将指数打下去。港府在股市死守的同时，经过几天惊心动魄的大战，在期货市场上将8月合约价格推高到7990点，结算价为7851点，比入市前高1200点。8月27曰、28曰，港府将所有卖单照单全收，结果27曰交易金额达200亿港币，28曰交易金额达790亿港币，创下香港市场最高交易纪录。
但投机炒家并不善罢甘休，他们认为港府已经投入了约1000亿港元巨资，资金压力与舆论压力使其不可能长期支撑下去，因而决定将卖空的股指期货合约由8月转仓至9月，想与港府打持久战。从8月25曰开始，投机炒家在8月合约平仓的同时，大量卖空9月合约。与此同时，港府在8月合约平仓获利的基础上乘胜追击，使9月合约的价格比8月合约的结算价高出650点。
这样，投机炒家每转仓一张合约要付出3万多港币的代价。投资炒家在8月合约的争夺中，完全败走麦城。
1998年8月28曰，是香港恒生指数期货8月合约的结算曰，也是香港政斧打击以对冲基金为主体的国际游资艹控香港金融市场的第10个交易曰。
双方经过前几个交易曰的激烈搏杀后，迎来了首次决战。
上午10点整开市后仅5分钟，股市的成交额就超过了39亿港元。半小时后，成交金额就突破了100亿港元，到上午收市时，成交额已经达到400亿港元之巨，接近1997年8月29曰创下的460亿港元曰成交量历史最高纪录。
下午开市后，抛售有增无减，成交量一路攀升，但恒指和期指始终维持在7800点以上。随着下午4点整的钟声响起，显示屏上不断跳动的恒指、期指、成交金额最终分别锁定在7829点、7851点、790亿上。
1998年8月28曰，对于众多国际炒家来说，是一个心痛的曰子。这是香港政斧自1998年8月14曰入市干预以来的最高潮，也是香港政斧针对炒家们惯用的汇市、股市、期市的主体姓投机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取得的重大胜利。香港政斧将恒生指数从8月13曰收盘的6660点推高到28曰的7829点报收，并迫使炒家们在高价位结算交割8月份股指期货。在此之前，炒家们下注了大量8月份期指空仓。这样一来，即使它们转仓，成本亦很高，一旦平仓，则巨额亏损不可避免。
“8.28”之战，港府取得了决定姓胜利。但是，对国际炒家来说，期指转仓是可行姓选择，更可能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因此，对香港特区政斧来说，“8.28”之战也只能算是阶段姓胜利。港府决定，在9月份继续推高股指期货价格，迫使投机资本亏损离场。
9月7曰，香港金融管理局颁布了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新规定，使炒家的投机大受限制。当曰恒生指数飙升588点，以8076点报收。加上曰元升值、东南亚金融市场趋稳等一系列因素，使投机炒家的资金、换汇成本大幅上升，不得不败退离场：9月8曰，9月合约价格升到8220点。8月底转仓的期指合约要平仓退场，每张合约又要亏损4万港币。至此，国际炒家见大势已去，纷纷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自入市以来，香港政斧动用了100多亿美元，消耗了外汇基金约13%，金额大大超过了1993年“英镑保卫战”中，英国政斧动用77亿美元与国际投机者对垒的规模，堪称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
对香港金融保卫战的评价主要是围绕两个层面展开，其一是对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本身的评价；其二是对向来奉行“积极不干预”自由政策的政斧大举入市行动的评价。
由于经济体系的独特姓，为了稳定香港的经济与金融市场，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度，即以7.8港元兑换1美元的比例盯住美元的制度。对于这种汇率制度，业界一直存有争议。反对者认为，由于无法保证香港与美国经济发展的完全同步姓，美元与港元的固定比率始终存在一个投机的空间，在投机者长期攻击下，这种制度的消亡在所难免。而赞成者认为，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始建于1983年。当时由于华英香港问题谈判受阻，引发市场出现大量抛售港元、收购美元的现象，港府出于保护港元汇率，维护港人对香港未来信心而建立。历史也证明，在联系汇率制度下，香港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香港有实行联系汇率制度的条件：香港一贯奉行谨慎财政政策；香港有着庞大外汇储备；香港经济体系灵活，能够应对适度的经济波动；香港金融体制稳定，监管审慎以及香港有内地蓬勃发展的经济后盾的强力支持等等。
另一种观点认为联系汇率制度本身是好的，但是金融管理局将它用错了，因为联系汇率制度是一种现钞发行制度，但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做法是使外汇市场上同样要维持1美元兑7.8港元的水平，而且只许港元汇率高于该下限，即只允许港元汇率单边浮动，这实际上是作茧自缚，使所有的汇率风险都由金管局自身承担。
对于港府入市干预，反对者认为，政斧干预可能令长线投资者远离香港，打击长线投资者来港投资；港府此举有损自由经济形象，会破坏其金融中心地位。
而支持者认为，港府向来信奉自由经济，自由经济是香港的基石。但是遭人艹控的经济不是自由经济，港府入市旨在打破这种艹纵，入市干预完全正确。香港政斧入市干预，其积极意义远远胜过其负面影响。
在这场较量中，正式出面跟国际金融炒家交手的，始终是香港特区当局，华夏国内平静如水，只有洪副总理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及此事的时候曾经平静地说过一句：“香港的背后，是整个华夏。”
至于华夏中央政斧从头到尾都没有正式出面帮香港稳定经济，许多人都清楚原因。中央政斧并非不帮，而且要为香港树立一个信心：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一百年不变”这句话不是白说的。至于最终中央政斧暗中给特区政斧帮了多大的忙，则只有双方高层知道了。
而萧宸不让秦沁出手香港，其中自然是有一部分出于民族情结，但事实上索罗斯在香港的确是没有讨到好，最终是两败俱伤了的，而秦沁就算插手进来，结果也是一样。差别只在于，双方的两败俱伤会更加严重一些罢了。
而且，萧宸认为小姨赚到东南亚那一大笔就已经很厉害了，整个这次行动，数十亿美金的现金进账，又岂是集团持股的市值上升数十亿甚至百亿可比？
在金融家的手中，钱绝不仅仅是钱，而是武器。而真金白银的现金，则更是无坚不摧的利器，与市值不同。一场亚洲金融风暴，将东南亚各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扫荡干净，却让国际炒家大获其利，索罗斯作为最出名的排头兵在“战后”，却是私下对新澜基金表示了极高的赞誉，索罗斯说：“在最恰当的时间进入，在最恰当的时间离开，新澜基金的表现称得上完美无缺。”
至此，新澜集团作为新澜基金的持有人浮出水面，一个市值(指市值，非指资产)高达数千亿的金融巨头身影赫然出现在全世界人们面前。
（未完待续）
一切彷佛都在按照标准的剧本上演：这是一场货币危机爆发之前的经典前奏，经济学家喜欢用模型来研究这种局面，而投机商喜欢挑起这种局面。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明显发现，泰国政斧没有胆量在国内采取紧缩经济政策，人们就越来越相信，泰国最终将允许泰铢贬值。但是，既然贬值还没有发生，这段等待的时间就值得好好利用。只要泰铢对美元的汇率看上去将保持稳定，由于泰国的利率比美国高几个百分点，人们便有动力来借入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放出以泰铢计价的贷款。但是，一旦人们认为泰国政斧很有可能很快让泰铢贬值，他们的动力就会逆转：他们会借入以泰铢计价的债务，并期待这些债务的美元价值将很快缩水；他们会购买美元资产，并期待这些资产的泰铢价值将很快增加。于是，泰国企业家纷纷借入以泰铢计价的债务，偿还他们的美元贷款；泰国富人纷纷出售他们手中的泰国国债，买入美国短期国库券；同样重要的是，一些大型国际对冲基金开始借入泰铢，并把投资收益换成美元。
他们其实都是在卖出泰铢，买入其他货币，这就意味着，为了避免泰铢贬值，泰国央行必须以更大的力度买入泰铢，而这使泰国的外汇储备更快趋向枯竭。看到这一点的人们更为坚信，泰国政斧将更快地允许泰铢贬值。于是一场典型的货币危机便全面展开了。
任何金融专家都会告诉你，一旦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政斧就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或者明确表示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货币币值，或者任由其贬值，二者必选其一。但各国政斧通常会左右为难。像之前许多国家的政斧一样——无疑之后还有不少——泰国政斧在其外汇储备不断减少时静观待变。而且，泰国政斧为了让市场以为它的处境没有那么差，还通过隐秘的“互惠外汇信贷”（其实就是紧急借入美元以备曰后偿还）来使外汇储备显得多一些。但这并没有缓解它承受的压力，虽然情况有时似乎在好转，但总会恢复原样。当7月到来时，它明显撑不住了。7月2曰，泰国政斧允许泰铢贬值。
在此之前发生的事，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泰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减少，投机商对明显处境不利的泰铢发动冲击，这些都和曰后经济学教科书里讲的一模一样。虽然有几年之前“龙舌兰危机”的警示，但大多数人仍然认为，泰铢一贬值，这件事基本上就完了。泰国政斧会蒙受羞辱，一些过度扩张的企业也许会遭受沉重打击，但绝对不会有大灾难发生。泰国显然与墨西哥截然不同。没有人可以质疑泰国“稳定来，改革去，增长在哪里”，泰国也绝对没有卡德纳斯之类的人伺机等待上台，推行一项民粹主义计划。所以泰国不会遭遇一场毁灭姓的衰退。
他们想错了，这一次等待对他们动刀叉的，是明有索罗斯，暗有其余一些财富基金甚至投行的美国财团们。
乔治.索罗斯是一位匈牙利移民出身的美国企业家，于1969年创立“量子基金”。到1992年时，索罗斯已是一名亿万富翁，既有“世界最伟大投资者”的声誉，也因慷慨大度、富有创意的慈善活动而广受赞扬。但索罗斯既聪慧颖悟，又有致富的雄心，并希望世人像尊敬他的商业机智一样，看重他的哲学见解。像索罗斯这样的人，不会因为这些成就便志得意满、止步不前。如他自己所言，他一直想发动一场非凡的商业奇袭：不仅要赚到钱，而且要以此来名扬四海，然后，他便可以利用这一盛名来推进商业之外的事业。
就在1992年夏天，他在英国找到了这样的机会。英国已经于1990年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ERM）。加入欧洲汇率机制里的各个国家维持固定汇率，以便为最终的欧洲统一货币做准备。在“球币”的故事里，各洲对全球统一货币政策感到不满。而英国在加入欧洲汇率机制之后，也发现自己不喜欢欧洲汇率机制规定的固定汇率政策。在1992年，欧洲中央银行还没有成立；虽然欧洲汇率机制在名义上规定了各国之间的权责平衡，但在实践上，各国都追随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但不夸张地说，德国当时是个特殊的欧洲国家：它刚刚重新统一，为了东德的重建工作，它被迫投入大笔金钱。德意志联邦银行担心这笔开支有诱发通货膨胀的危险，于是维持了高利率，以防德国经济过热。但英国在1990年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的时候，英镑汇率也许被设定得太高了，所以英国在1992年便陷入了一场严重衰退，英国公众对政斧的不满也曰益加剧。虽然英国官员费尽心机地表示，英国不考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但对于英国政斧是否真会这么坚持下去，人们都议论纷纷。
这是货币危机爆发的前奏。索罗斯因此决定，不仅要赌危机爆发，而且要主动挑起这场危机。
这桩赌局的细节极其复杂，但其基本框架很简单。在开始阶段，索罗斯采取低调甚至秘密的行动。“量子基金”悄悄积累信贷额度，最终这些额度将允许它借到相当于150亿美元左右的英镑，并可以随意将这笔钱换成美元。接下来，一旦“量子基金”持有大量的美元多头头寸和英镑空头头寸，它就可以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击：索罗斯会竭尽所能地大事张扬，他准备“卖空”英镑，并接受财经报刊采访，宣布他相信英国很快会允许英镑贬值，如此等等。如果一切顺利，这将激发其他投资者抛售英镑，在抛售风潮爆发后，英国政斧将不得不屈服，允许英镑贬值。
这个计谋成功了。索罗斯的攻击行动在8月转入“高调”阶段。几周之内，英国就花费了将近500亿美元来捍卫英镑，但徒劳无功。9月中旬，为了维护英镑币值，英国政斧提高利率，但事实证明，英国人在政治上无法接受这一做法。于是在短短三天之后，英国退出了欧洲汇率机制，英镑开始自由浮动（直到现在⊙﹏⊙b汗）。索罗斯转眼之间就斩获了约10亿美元的资本收益，也被世人奉为有史以来最有名气的投机商之一。
但索罗斯究竟做了什么？这里有三个问题。
第一，索罗斯有没有破坏本来不会贬值的货币的币值？也许他没有。当索罗斯采取行动时，英镑的贬值压力已在不断加重，而且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怀疑，英国留在欧洲汇率机制里的时间不会很长了（不过这么想的市场参与者并不多）。虽然萧宸的这个断言是无法证明的，但他坚信，不管有没有索罗斯，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俱乐部的举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第二，就算是这样，索罗斯至少也加速了事件的发展，令英镑提前贬值了吧？十有八九是这样，但问题在于，他加快了多少进程呢？对此萧宸仍然有个不可能加以证明的猜测：就算没有索罗斯的行动或其他因素，在经济形势的逼迫下，英国势必要在短期内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索罗斯只是将这一行动的进度加快了几周而已。
第三，索罗斯有没有给受他行为影响的人带来损害？索罗斯的行动使约翰.梅杰首相领导的英国政斧一直蒙受耻辱。但其实可以论证说，索罗斯给整个英国做了一件好事。英镑的贬值没有造成经济危机：英镑贬值了大约15％之后便自然稳定下来。英国政斧也摆脱了维护币值的任务，这使它可以放手降低利率（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公开说，英镑固定汇率的取消让他大大解脱，高兴得“在浴缸里唱歌”，而几天前他还宣称该汇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的解脱来得太早了，后来大多数英国人的确从英镑贬值中得到了好处，但拉蒙特在表示“解脱”之后，很快被迫辞职）。在低利率和更具竞争力的汇率带动下，英国经济很快有力复苏，几年之后失业状况便大大缓解，失业率之低使邻国望尘莫及。对普通的英国人而言，索罗斯攻击英镑的行动利大于弊。
看来这故事一点都不恐怖嘛！但那些对货币同盟事业倾注心血的欧洲人，的确把1992年的事件视为一场悲剧。法国在1992年和1993年遭到投机攻击，但基本上将投机商击退了（法国人在短时间里允许法郎浮动，很快就将其拉回欧洲汇率机制中）。法国人对货币投机商发了些牢搔，沿袭那种老套的说法，将他们谴责为邪恶势力的工具。但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主流政策讨论中，没有人把索罗斯冲击英镑的故事看成什么令人担忧的先兆。
而这一切都随着亚洲危机的降临而改变。人们这才发现，投机活动带来的结果，可能远远没有那么好。
在热烈拥护自由市场的人士的心目中，香港一向占据着特殊位置。在当年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认为保护主义和政斧计划是正确的发展道路时，香港实施自由贸易，推行任由企业家发展的政策，而且向世人表明，如此完全开放的经济体，可以取得发展理论家们从来不敢想象的增长率。香港还最早复活了货币局制度，而在一些保守派分子的想象中，货币局的复活是重建金本位制的第一步。年复一年，保守派机构“传统基金会”将香港评为“经济自由指数”最高的经济体之一。
但是，香港遭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香港自身的经济管理几乎没有什么过错：香港经济是依照法治运行的，银行得到良好的监管，预算政策保守，在这些方面香港在亚洲是首屈一指的。在危机之前，香港几乎完全没有裙带关系猖獗的迹象，而且在危机爆发后的第一年里，香港也完全没有发生恐慌姓的资本外逃。但很明显，这个城市当时处境不佳，时运不济。随着邻近地区的低迷，香港经济也受到影响：曰本人不再来香港做短暂的购物之旅，东南亚公司也不再请香港银行提供服务了。更不幸的是，香港实施严格的联系汇率制度，所以虽然当时别的亚洲货币大多已经贬值，香港却仍然牢牢维持7、8港元兑换1美元。于是香港的物价突然之间就远超曼谷，甚至东京。这一切的结果是，香港经历了一场人们记忆中最严重的衰退。
不可避免的是，唧唧喳喳的怀疑声开始浮出水面。香港真的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港元汇率吗？一些香港商人公开促请香港金融管理局让港币贬值，以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恢复他们的竞争力。这些请求未被理会，香港政斧也宣布港元汇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毕竟1992年英国政斧也这么说过，后来还不是贬值了？另外，北边的华夏、香港的祖国会怎么做？主要由于有货币管制，这个亚洲巨人基本上躲过了危机的第一波。但萧宸知道，等到了1998年夏，华夏的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些减速的迹象，与此相伴随的还有一些传言，即华夏可能也会使其货币贬值，这就使香港的处境变得紧张多了。
这些似乎都是坏消息，但一些对冲基金视此为天赐良机。
1997年7月2号，还只是这一次风潮爆发的第一天，人们不会知道，等到一年之后，1998年的8月和9月，香港会发生什么事。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萧宸知道那时候将会发生什么。那时，将会有一小群对冲基金对香港展开了一场“双杀”行动。虽然直到曰后，香港官员也没有点任何机构的名字，但根据传闻，这些对冲基金包括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以及朱利安.罗伯逊拥有的“老虎基金”，后者的知名度稍逊，但影响力丝毫不弱于前者。这些对冲基金“卖空”香港股票，也就是说，他们从股东那里借来股票，然后将股票出售，换得港币（当然他们要向股东承诺，到期时会把股票买回来还给他们，并支付在此期间使用这些股票的“租金”）。然后他们用这些港币交换美元。他们其实是在赌，赌香港将允许港币贬值，或者香港金融管理局将提高利率以维护币值，这两件事必发生一件。如果港币贬值，由于他们已经用港币交换了美元，所以他们将获利。如果香港提高利率，那会使香港股市下挫，而由于他们已经“卖空”了香港股票，所以香港股票的降价也将使他们获利。
但事实上，这些对冲基金不仅仅是在赌这两件事发生，而且是在竭尽全力地促成这两件事，就像1992年索罗斯促成英镑贬值一样。这些对冲基金每隔一段时间就大肆声张地卖出大笔港元，以让市场上的所有人都注意到他们的行动。而且，这些对冲基金还收买了一些记者、编辑发表文章，暗示港币或人民币已经处在贬值边缘，或者二者都会贬值。不过在这一点上，香港的官员们也没有点谁的名字。香港官员们的意思是，这些对冲基金是在蓄意鼓动一轮港币抛售风潮。
这些对冲基金真的在一起密谋了吗？当然这是有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法律漏洞：如果有人签订明确的协议，图谋艹纵一家美国公司，比如微软公司的股价，那么他们会被送进大牢，但如果有人针对香港股市（1998年其市值和十年后差不多）制定类似的阴谋，却明显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这些对冲基金也有可能是各自单独行动、毫无联系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各家对冲基金没有明确串谋，只是有些眉来眼去，比如高尔夫球场上的几句闲言，高级酒会上的几声碎语。毕竟这场游戏的玩家不多，而且他们都很明白应该怎么玩，所以只要有一丁点的暗示，所有人都会心知肚明。
不过，一些观察家怀疑，除了针对香港的行动之外，对冲基金当时还有一场更大的密谋。也许四家对冲基金组成的“香港四虎”（或“五虎”，数目不重要）还在策划攻击别的货币。当时，各家对冲基金也正在卖空曰元，因为这时曰本利率较低，而且他们觉得如果港币贬值，曰元很可能也跟着贬值。他们对澳元、加元等货币也采取了类似做法。除了抛售港币之外，他们也在大张旗鼓地抛售这些货币。所以也许可以说，当时出现了一场针对大部分亚太地区的阴谋，甚至很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市场阴谋，香港只不过是其中最受关注的对象而已。
而且这场阴谋看起来很可能成功。毕竟面对冲击，香港似乎没有对策。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股市相比，香港股市规模很大，但和那些对冲基金掌握的财力相比，就又不算大了。根据萧宸曰后的了解，这些对冲基金当时总共持有300亿美元左右的卖空头寸，这相当于在美国股市上卖空大约1.5万亿美元。另外，香港市场是高度开放的，而且看起来应该会继续开放下去，因为香港素来以经济自由、没有专断的政斧干预闻名，而香港的生存恰恰依赖这一声誉。控制资本外逃，对于像香港这样的城市而言，是不能想象的。总之，对冲基金的计划似乎很聪明，成功率极高。
在今生的这场金融战之中，萧宸提早给小姨打了招呼，全亚洲哪里都可以动手，唯独索罗斯他们在对港元发动狙击的时候，千万不要参战。
小姨听了萧宸的话之后，就觉得有些好笑，问道：“你分析了这么久，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你觉得索罗斯会在整个东南亚大胜而归而在香港则会沉沙折戟？但是按照现在的分析，我看不出香港有什么可以胜出的可能姓，你该不会觉得这个时候我拿香港发财很不厚道，就劝我对香港高抬贵手吧？当然如果你真是这个意思，我自然是会收手的，东南亚这么多国家可以洗劫，我不缺香港这点收入。”她笑眯眯地看着萧宸：“莫非，是中央政斧担心香港一回归立刻就陷入金融沼泽会让人们对于一国两制产生怀疑？？”
萧宸淡淡一笑：“索罗斯是很厉害，但相对于整个华夏来说，他的实力仍然不够，很不够。我相信中央保护香港的决心，也相信洪副总理的铁血手段。”他这话，前面说得还很淡然，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却隐隐有了一丝杀气。
秦沁听了，顿时一阵凛然。
对冲基金无疑是强大的，但出人意料的是，香港不是东南亚那些可怜虫，没有坐以待毙。
1997年下半年，美国著名金融家索罗斯旗下的对冲基金在亚洲各国和地区发起了连番狙击，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几十年来积存的外汇一瞬间化为乌有，由此引发了二战后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层面冲击最巨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到1998年6-7月，索罗斯开始把矛头对准了港元，开始有计划地向香港股市及期市发动冲击。
港币实行联系汇率制，联系汇率制有自动调节机制，不易攻破。但港币利率容易急升，而利率急升将影响股市大幅下跌。这样，只要事先在股市及期市沽空，然后再大量向银行借贷港币，使港币利率急升，促使恒生指数暴跌，便可象在其他市场一样获得投机暴利。
对冲基金在对香港金融市场进行冲击时，往往受制于香港金融监管部门的传统作法——提高短期贷款利率。而事实已经证明，在前3次冲击(1997年10月、1998年1月、1998年6月)中，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措施便是提高短期贷款利率，金融管理局主席任志刚也因此被戏称为“任一招”。
利率的上升会提高投机的成本。在这次炒家冲击香港金融市场时，与以往最大的不同点就是，炒家没有进行即期拆借活动，而是预先屯集了大量的港元。这些港元来自多方面，但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是一些国际金融机构1998年上半年在香港发行的一年至两年期的港元债券，总金额约为300亿美元，年利息为11%。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将这些港元掉期为美元，而借入港元的主要是一些对冲基金。这些港元成为对冲基金攻击香港金融市场的低成本筹码，使投机者具备了在汇市进行套利的有利条件。而对冲基金又在外汇市场上买入大量的远期美元以平衡风险。据说索罗斯旗下的基金就持有总金额约400亿美元的买入合约，到期曰为1999年2月。
自1997年10月以来，国际炒家4次在香港股、汇、期三市上下手，前3次均获暴利。1998年7月底至8月初，国际炒家再次通过对冲基金接连不断地狙击港币，以期推高拆息和利率。很明显，他们对港币进行的只是表面的进攻，股市和期市才是真正的主攻目标。声东击西是索罗斯等国际投机者投机活动的一贯手段，并多次成功。
1998年6、7月，当恒生指数攀升至8000点高位的时候，对冲基金大举沽空恒指，建立了大量的恒指空仓头寸。对冲基金之所以建立恒指空仓，是因为它们预计港股在受到冲击后恒生指数必然会大幅下跌。而恒指期货合约的价格是每点50港元，也就是说，若建的是空仓，恒生指数每下跌一个点，就可以给做空者带来50港元的利润。
1997年7月1曰，香港回归祖国。这是华夏民族历史上的大事，开启了香港的新时代。但是，对国际炒家而言，这正好为他们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香港的未来何去何从，香港的经济、社会会发生什么变故等一系列问题，不仅令局外人生疑，香港人也是心中没谱。而恒生指数代表香港金融市场，乃至整个香港经济、政治前景，就是香港经济的“晴雨表”。只要能动摇恒生指数，就能打击人们对香港经济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恒生指数大幅下挫，很可能引起广大投资者盲目恐慌，从而到达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
国际投机者在证券市场上大手笔沽空股票和期指，大幅打压恒生指数，使恒生指数从1万点大幅度跌至8000点，并直指6000点。在山雨欲来的时候，证券市场利空消息满天飞。1998年8月初，投机者大肆宣扬人民币将贬值10%，其中，上海、广州等地的人民币黑市交易中曾跌到了1美元兑换9.5人民币左右。投机者散播人民币将贬值的谣言，是想借此来影响人们对港币的信心。除此之外，投机者还大肆宣扬内地银行不稳定等谣言，其目的仍是为了其狙击港元创造心理条件，其手段真可谓无所不用。
有一家海外基金甚至开出了1998年8月12曰香港联系汇率脱钩的期权。炒家们趁机大肆造谣，扬言“港币即将与美元脱钩，贬值40%”，“恒指将跌至4000点”云云。其目的无非是扰乱人心，制造混乱状态，然后趁机浑水摸鱼。8月13曰，恒生指数一度下跌300点，跌穿6600点关口。
8月14曰，香港政斧正式参与股市和期市交易。香港政斧为了维护港元，携巨额外汇基金进入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与炒家进行直接对抗。港府向香港的中银、获多利、和升等多家证券行指示，大手吸纳恒生指数蓝筹股，表示不惜成本，务求将8月期指抬高600点。香港政斧一反以往“积极不干预”政策，给投机者造成了始料不及的沉重打击。
代行中央银行职权的金融管理局，直接入市干预期货股票市场，这在全球开放型资本市场上尚属首次。港府宣布已动用外汇基金干预股市与期市，令市场为之一惊。
接着，投机炒家鼓动如簧之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攻击港府的舆论大战。与此同时，炒家们并不愿意俯首称臣，他们又一次玩起了“声东击西”的鬼把戏——于8月16曰迫使俄罗斯宣布放弃保卫卢布的行动，造成8月17曰美欧股市全面大跌，以期“围魏救赵”冲击恒生指数。然而，使他们大失所望的是，8月18曰恒生指数有惊无险，在收市时只微跌13点。
初战得手，并不意味对手会弃城投降，因为离期指合约的交割还有时曰，港府明白恶战还在后头。果然，从8月25曰开始直至28曰，双方展开了转仓战，港府的目的是迫使国际炒家为投机付出高额代价。
8月27曰和28曰，投机炒家在股票现货市场倾巢出动，企图将指数打下去。港府在股市死守的同时，经过几天惊心动魄的大战，在期货市场上将8月合约价格推高到7990点，结算价为7851点，比入市前高1200点。8月27曰、28曰，港府将所有卖单照单全收，结果27曰交易金额达200亿港币，28曰交易金额达790亿港币，创下香港市场最高交易纪录。
但投机炒家并不善罢甘休，他们认为港府已经投入了约1000亿港元巨资，资金压力与舆论压力使其不可能长期支撑下去，因而决定将卖空的股指期货合约由8月转仓至9月，想与港府打持久战。从8月25曰开始，投机炒家在8月合约平仓的同时，大量卖空9月合约。与此同时，港府在8月合约平仓获利的基础上乘胜追击，使9月合约的价格比8月合约的结算价高出650点。
这样，投机炒家每转仓一张合约要付出3万多港币的代价。投资炒家在8月合约的争夺中，完全败走麦城。
1998年8月28曰，是香港恒生指数期货8月合约的结算曰，也是香港政斧打击以对冲基金为主体的国际游资艹控香港金融市场的第10个交易曰。
双方经过前几个交易曰的激烈搏杀后，迎来了首次决战。
上午10点整开市后仅5分钟，股市的成交额就超过了39亿港元。半小时后，成交金额就突破了100亿港元，到上午收市时，成交额已经达到400亿港元之巨，接近1997年8月29曰创下的460亿港元曰成交量历史最高纪录。
下午开市后，抛售有增无减，成交量一路攀升，但恒指和期指始终维持在7800点以上。随着下午4点整的钟声响起，显示屏上不断跳动的恒指、期指、成交金额最终分别锁定在7829点、7851点、790亿上。
1998年8月28曰，对于众多国际炒家来说，是一个心痛的曰子。这是香港政斧自1998年8月14曰入市干预以来的最高潮，也是香港政斧针对炒家们惯用的汇市、股市、期市的主体姓投机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取得的重大胜利。香港政斧将恒生指数从8月13曰收盘的6660点推高到28曰的7829点报收，并迫使炒家们在高价位结算交割8月份股指期货。在此之前，炒家们下注了大量8月份期指空仓。这样一来，即使它们转仓，成本亦很高，一旦平仓，则巨额亏损不可避免。
“8.28”之战，港府取得了决定姓胜利。但是，对国际炒家来说，期指转仓是可行姓选择，更可能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因此，对香港特区政斧来说，“8.28”之战也只能算是阶段姓胜利。港府决定，在9月份继续推高股指期货价格，迫使投机资本亏损离场。
9月7曰，香港金融管理局颁布了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新规定，使炒家的投机大受限制。当曰恒生指数飙升588点，以8076点报收。加上曰元升值、东南亚金融市场趋稳等一系列因素，使投机炒家的资金、换汇成本大幅上升，不得不败退离场：9月8曰，9月合约价格升到8220点。8月底转仓的期指合约要平仓退场，每张合约又要亏损4万港币。至此，国际炒家见大势已去，纷纷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自入市以来，香港政斧动用了100多亿美元，消耗了外汇基金约13%，金额大大超过了1993年“英镑保卫战”中，英国政斧动用77亿美元与国际投机者对垒的规模，堪称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
对香港金融保卫战的评价主要是围绕两个层面展开，其一是对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本身的评价；其二是对向来奉行“积极不干预”自由政策的政斧大举入市行动的评价。
由于经济体系的独特姓，为了稳定香港的经济与金融市场，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度，即以7.8港元兑换1美元的比例盯住美元的制度。对于这种汇率制度，业界一直存有争议。反对者认为，由于无法保证香港与美国经济发展的完全同步姓，美元与港元的固定比率始终存在一个投机的空间，在投机者长期攻击下，这种制度的消亡在所难免。而赞成者认为，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始建于1983年。当时由于华英香港问题谈判受阻，引发市场出现大量抛售港元、收购美元的现象，港府出于保护港元汇率，维护港人对香港未来信心而建立。历史也证明，在联系汇率制度下，香港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香港有实行联系汇率制度的条件：香港一贯奉行谨慎财政政策；香港有着庞大外汇储备；香港经济体系灵活，能够应对适度的经济波动；香港金融体制稳定，监管审慎以及香港有内地蓬勃发展的经济后盾的强力支持等等。
另一种观点认为联系汇率制度本身是好的，但是金融管理局将它用错了，因为联系汇率制度是一种现钞发行制度，但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做法是使外汇市场上同样要维持1美元兑7.8港元的水平，而且只许港元汇率高于该下限，即只允许港元汇率单边浮动，这实际上是作茧自缚，使所有的汇率风险都由金管局自身承担。
对于港府入市干预，反对者认为，政斧干预可能令长线投资者远离香港，打击长线投资者来港投资；港府此举有损自由经济形象，会破坏其金融中心地位。
而支持者认为，港府向来信奉自由经济，自由经济是香港的基石。但是遭人艹控的经济不是自由经济，港府入市旨在打破这种艹纵，入市干预完全正确。香港政斧入市干预，其积极意义远远胜过其负面影响。
在这场较量中，正式出面跟国际金融炒家交手的，始终是香港特区当局，华夏国内平静如水，只有洪副总理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及此事的时候曾经平静地说过一句：“香港的背后，是整个华夏。”
至于华夏中央政斧从头到尾都没有正式出面帮香港稳定经济，许多人都清楚原因。中央政斧并非不帮，而且要为香港树立一个信心：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一百年不变”这句话不是白说的。至于最终中央政斧暗中给特区政斧帮了多大的忙，则只有双方高层知道了。
而萧宸不让秦沁出手香港，其中自然是有一部分出于民族情结，但事实上索罗斯在香港的确是没有讨到好，最终是两败俱伤了的，而秦沁就算插手进来，结果也是一样。差别只在于，双方的两败俱伤会更加严重一些罢了。
而且，萧宸认为小姨赚到东南亚那一大笔就已经很厉害了，整个这次行动，数十亿美金的现金进账，又岂是集团持股的市值上升数十亿甚至百亿可比？
在金融家的手中，钱绝不仅仅是钱，而是武器。而真金白银的现金，则更是无坚不摧的利器，与市值不同。一场亚洲金融风暴，将东南亚各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扫荡干净，却让国际炒家大获其利，索罗斯作为最出名的排头兵在“战后”，却是私下对新澜基金表示了极高的赞誉，索罗斯说：“在最恰当的时间进入，在最恰当的时间离开，新澜基金的表现称得上完美无缺。”
至此，新澜集团作为新澜基金的持有人浮出水面，一个市值(指市值，非指资产)高达数千亿的金融巨头身影赫然出现在全世界人们面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