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5章 临时常委会(上)
萧宸微微笑着,面色坦然,环顾了诸位常委一眼,开口道:“我曾经对我们这么多年来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进行过一些思考。对于刚才芸香部长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要特别解释一下,大家对一些东西,可能有一些误解。”
周围的目光就已经都集中在他的脸上,萧宸不慌不忙道:“我先提一下对国有企业的问题,从一开始改革,我们并没有真正考虑国有企业它有产权问题。所以我们单纯放权让利,有承包制等等的办法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实践证明这些办法只能最多仅仅是一个止痛药,强心针,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国有企业长期的问题,90年开始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国有企业要真正地发展,必须解决它的产权问题。在这个里边对待国有企业的经理人问题,实际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几年里,我想我们的主流经济学界和政斧政策部门已经形成一种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是什么?就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要给予足够高的激励,这种激励可以通过奖金、年薪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股权的形式,股权可能是通过期权的形式,也可能通过直接让他购买占有一部分股权的形式。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我这里要谈到的是,我们现在经常容易对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奖励、激励问题单单看成一个对他个人的待遇问题,实质上不是这样,这是为国家的利益、企业的利益,为整个民族的利益。”
萧宸一下子把问题的姓质拔高了,诸位常委就有些心生疑虑,这是什么意思,要利用什么国家政策来给自己辩解了吗?
但萧宸却没有如他们所料,而是分析道:“我特别想说一点,我们应该把国有企业经理人的选择机制问题看得更重。但是与此同时,我认为国有企业的核心问题不是经理人的问题,而是所有者的问题。如果我们同意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很高的报酬,为了让他好好干活,选经理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是有积极姓真正搞的这些人,我表示怀疑,我过去在挑选李利伟作为远东稀金总经理之前总结过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经理,要怎么把位置做稳?我们知道在西方,你这个企业搞得越好,给股东赚的钱越多,你的位置就做得越稳。但是现在我们国有企业不是这样,你坐稳位置的最好办法,是把这个企业搞得不死不活,你不能让他赚太多钱,也不能让他太糟糕,赚太多钱政斧可能换一个更有‘级别’的总经理来,亏太多钱那当然你也得被调走——这是我们的基本形态。很多大的国有企业搞得优秀的,是总经理非常有改革精神,他可以为下边的员工解决激励机制,但是始终没有人给他自己解决激励机制。所以国有体制下,经理人容易两极分化,一个变成雷锋,真正的活雷锋,为事业为国家干事,另一类容易变成[***]分子,这里面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能够使得一个人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的时候,同时自己得到比较好的报酬,这样使他有持续的积极姓,为国家和社会干事。有一部分在过去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不计功利,不计名利,最后也走向反面,这恰恰是制度需要我们深思。”
萧宸这一段话分析出来,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王文华书记恍然道:“哦……市长的意思是,一个企业搞得特别差,我们要对他进行两个置换,要搞产权改革,给经理人和员工一定的激励,让他们更有开拓精神,能够把企业做上来,这样的话,我们国有资本虽然看起来是分摊薄了,但因为从亏损转为盈利,实际上来说,还是赚了。”
萧宸点了点头。
王书记就继续道:“而效益本来就很好的国有企业,我们也对他们进行两个置换,进行股权改革,是因为这些企业已经有一个优秀的经理人或者经理人团队,我们为了不使得他们丧失曾经的开拓精神,不让他们因为创造了大的效益却没有拿到应有的报酬而‘被迫’堕落为贪腐分子,所以提前给他们应有的股份,来规避这种风险?是不是这样,市长?”
萧宸点点头,笑道:“文华书记说得对,正是这样。”这句话很有意思,文华书记说得对,但是文华书记的话是解释他萧宸市长的话的,所以文华书记说得对,萧宸市长说的当然也没错。
诸位常委一听,也觉得萧宸的这个解释还是比较靠谱的,再说萧宸的理论水平是众所周知的高,即便心里有不同意见的,掂量了一下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口才能力以后,也选择了不开腔。
洪芸香部长却很满意,笑了笑道:“市长果然是经济通,我说怎么远东稀金效益这么好还要改革呢,原来是先一步预防了,嗯,我觉得这个办法好,咱们不能老是出了事再来查原因,是吧?”
这个观点基本上大家都同意了,就都笑着点头说是,气氛顿时变得融洽了不少。
新上任不久的胡志林副书记是分管经济工作的,但是因为萧宸的关系,实际上他在经济工作中现在能说话的地方也不多,所以他有些急于在经济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胡志林书记轻咳一声,道:“那现在我们就回到了老问题,搞得太差的企业,和搞得非常好的企业,我们都认为有必要进行两个置换,有必要进行产权改革,这一点,大家看来是已经达成共识了。那么问题就回来了,这个产权改革里头,国有资本还应该保持多少的比例,给予经理人的股权激励应该占据多少股份,员工公有或者分配的股份又该占多少?这些东西都是中央和省委省政斧都没有明确指出的,我们既然要走在前列,就必须自己来摸这个石头,现在第一步怎么走,试点中的这些企业,我举两个,一个好的一个差的,好的比如远东稀金,现在怎么分配这个股权,差的比如朗柳棉纺,又该怎么分配这个股权?”
话题又回去了,于是大家又沉默了。
萧宸心里微微叹了口气,他忽然觉得,这些常委们可能除了不愿意担责任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促使他们不发表意见,即他们确实不懂,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分配才合理。
他只好继续唱独角戏,轻咳一声道:“这是一个复杂问题。其实最主要的是如何分配剩余。国有企业之所以要转让,就是转让之后带来的价值一定要大于转让前的价值,否则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如何分配转让后的剩余与很多条件有关。我要讲的是,在谈判的条件下如何确定价格。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先生在五十年代提出过一个‘纳什讨价还价原则’,这个原则简单地说就是把剩余平均分配。假如这个东西在我手里值5块,到你手里值10块,剩余是5块,平均分配后每人2块5毛钱,所以价格应该是7块5。这是以谈判双赢为前提的。当然,谈判双方获得利益的多少最终要取决于竞争,如果有10个人竞标要买,那么最后的交易价格就靠近10块;如果只有1个人买,那么最后的交易价格就靠近5块,但不可能高过10块,否则买主不愿意买;也不会低过5块,因为卖主不愿意卖。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应用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个道理给忘了。我们总是觉得买的人如果觉得占了便宜,那就一定是国家吃亏了。但实际上,交易本身就是个创造价值的过程,不能说一个人花一百万买了一个企业,过三个月用二百万的价格给卖了,国家就吃亏了——我说不一定。”
萧宸觉得他讲得已经很清楚明白了,但他看了一下诸位常委的神色就知道,很多人根本没理解,只有胡志林副书记倒是好像有些若有所思,王文华书记一脸微笑,不知道他是想通了还是故作高深。
萧宸只好解释:“我们来看这个公式:假如出售100%股权的话,它的价格就是改制之前企业的价格+(改制之后企业的价格-改制之前企业的价格)/2。我们推导一下,如果企业改制前值1000万,出售给经理人30%的股份可以升值为2000万,那么经理人应该出多少钱?-100万。你想,改制增加了1000万,1000万应该由买者和卖者平分,所以交易价格是1500万,也就是说,买者应该付出500万,同时他在增值后的2000万中占有30%的权益,应该得到600万,所以他的实际付出应该是-100万。因此,在购买部分股权的情况下,如果买者不出钱,卖者倒贴钱,并不意味着卖着吃亏了。山西票号的东家在一、二百年前,就能把60%的分红权让给那些掌柜,其道理就在于此。”
这个解释说出来,大家再次恍然大悟了一番,一个个都露出“哦,原来是这样”的表情。
萧宸心里有些无奈,跟这么一群经济外行解释经济政策还真是吃力,但却由不得他不解释,毕竟这样一个政策下去,它只能是一个集体决议,萧宸不可能自己打包票去干。
“说到这里,我得讲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如何在市场上竞争优秀经理人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留住好的国有企业经理人是越来越难了,过去我们是靠高能力的人养活低能力的人,你能赚200,我能赚100,咱们一人拿150,企业也不亏损。现在赚200的人都一个劲地往外走,就剩下赚100的人在企业里面,但麻烦的是他的工资还是150,于是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过去国有企业是技术人员流失比较多,现在是管理人员流失得越来越多。有些管理人员一开始是不想走的,这些人可能责任心很强,他们心里可能觉得企业下面几千人、上万人,还包括书记、市长又都这么信任我,我怎么好为这点钱就走了?但问题是时间长了呢,尤其是对曾经拿过高薪的人。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于好的企业经理人,他干得好,就该给他比较高的激励,他干得差一些,那么激励也就少一些,再不然他干得太差了,那没得说,该炒鱿鱼的就得炒掉。”
王文华书记听完,沉吟了一下,问道:“市长的意思是,该用企业的业绩表现来决定其主要经理人的股权分配额度,是吗?”
“基本上是这样。”萧宸点点头道。
王文华琢磨了一下,点点头,抬头环顾了诸位常委一眼,问道:“市长提的这个原则,大家觉得怎么样?”
常务副市长宋秋道:“这个原则,其实上一次在市政斧常务会议上,市长曾经略微将过一下,没有这么详细,但是事后我曾经自己琢磨了一下,觉得很有道理,我同意按照这个原则来具体细分。”
王文华点点头,又看了看其他人,问道:“其余同志呢?……志林同志,你的意见?”
胡志林沉吟了一下,道:“我基本上同意这个原则。”
王文华就点了点头:“我是这么看的,要是大家对这个原则都没有意见,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把这个原则定下来,具体的数值我看还是要进行进一步了解之后再做决定,我们需要对几家试点企业进行更加深入和细致的了解,对吧?……市长觉得呢?”
萧宸知道今天能够确定下这个原则实际上已经不错了,毕竟,不说是全国第一,至少也是全省第一个开始搞两个置换的,调查细致一点也没有错。
“嗯,我同意书记的意思。”
王文华书记就笑了起来,似乎很满意萧宸的配合,点点头道:“那好,第一个议题我们就先讨论到这,具体的分配数值先放一放,等考察得更细致了再说。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张广斌同志的问题。——家勇同志,你先谈谈?”
李家勇就点了点头,将手里的烟头按灭,道:“张广斌同志在就任市公安局副局长之前,我是没有太多了解的,我认识他是在他出任市公安局副局长之后。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人还是比较正派的,也比较有魄力,说话办事都比较果决,执行市委、市政斧和政法委的有关决议也比较有力,至于其他细节问题,还是要问一下赵局长。”
王文华就看了一眼坐在一边的赵局长和顾乐,伸手指了指:“老赵同志,那你说说看,你对张广斌是怎么看的?”
赵局长连忙站起来,王文华笑着摆摆手:“坐下说。”
赵局长就坐下,道:“其实张广斌在调来市局做副局长之前,我就曾经在一些私下的场合听到过一些关于他的传闻,基本上都是比较负面的。但是因为公安战线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战线,一些严于律己的公安干警本就比较容易得罪人,所以当时我没有把这些捕风捉影的传言当真,但是没有料到的是,这一次检举信居然直接交到了中纪委,再由省纪委返还给我们,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比较吃惊,觉得自己带队伍没带好,下面出了这样严重的情况还不自觉,我是有责任的。”
“诶……老赵,你现在先不用谈你的责任,这个事情如果真要谈责任,那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先把这个放一放,你就说一下你对张广斌的看法。”王文华书记摆手打断道。
萧宸心里微微摇头,这老赵,难怪就停在这个公安局长位置上不动的了,别的时候出问题可以先谈自己的责任,但这个时候你怎么能说责任的问题呢?这个举报信为什么是从中纪委通过省纪委转到市纪委来的?那显然是说明一开始在交到市纪委的时候被人捂住盖子了,甚至在整个朗柳市委或者市政斧被捂盖子了,所以人家才不得不直接往中纪委投信,现在你一上来就检讨自己的责任,那市纪委甚至市委市政斧岂不是都要跟着检讨一下自己的责任?但体制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继任者不追究前任的某些事情,萧宸倒是相信章平昌市长当初不可能对这样一件事捂盖子,朗柳高层就算有捂盖子的,多半也是杨浩元书记或者其他什么人,而这个时候王文华书记才到朗柳,不可能就把什么责任都往杨浩元身上一推,毕竟杨浩元当初麾下的人,现在也有人在他麾下了不是?
老赵似乎明白了过来,就点点头道:“我觉得,从张广斌同志平时的作风来看,的确有违纪的可能,建议市纪委调查,我们市公安局一定全力支持,全力配合。”
(未完待续)
周围的目光就已经都集中在他的脸上,萧宸不慌不忙道:“我先提一下对国有企业的问题,从一开始改革,我们并没有真正考虑国有企业它有产权问题。所以我们单纯放权让利,有承包制等等的办法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实践证明这些办法只能最多仅仅是一个止痛药,强心针,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国有企业长期的问题,90年开始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国有企业要真正地发展,必须解决它的产权问题。在这个里边对待国有企业的经理人问题,实际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几年里,我想我们的主流经济学界和政斧政策部门已经形成一种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是什么?就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要给予足够高的激励,这种激励可以通过奖金、年薪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股权的形式,股权可能是通过期权的形式,也可能通过直接让他购买占有一部分股权的形式。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我这里要谈到的是,我们现在经常容易对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奖励、激励问题单单看成一个对他个人的待遇问题,实质上不是这样,这是为国家的利益、企业的利益,为整个民族的利益。”
萧宸一下子把问题的姓质拔高了,诸位常委就有些心生疑虑,这是什么意思,要利用什么国家政策来给自己辩解了吗?
但萧宸却没有如他们所料,而是分析道:“我特别想说一点,我们应该把国有企业经理人的选择机制问题看得更重。但是与此同时,我认为国有企业的核心问题不是经理人的问题,而是所有者的问题。如果我们同意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很高的报酬,为了让他好好干活,选经理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是有积极姓真正搞的这些人,我表示怀疑,我过去在挑选李利伟作为远东稀金总经理之前总结过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经理,要怎么把位置做稳?我们知道在西方,你这个企业搞得越好,给股东赚的钱越多,你的位置就做得越稳。但是现在我们国有企业不是这样,你坐稳位置的最好办法,是把这个企业搞得不死不活,你不能让他赚太多钱,也不能让他太糟糕,赚太多钱政斧可能换一个更有‘级别’的总经理来,亏太多钱那当然你也得被调走——这是我们的基本形态。很多大的国有企业搞得优秀的,是总经理非常有改革精神,他可以为下边的员工解决激励机制,但是始终没有人给他自己解决激励机制。所以国有体制下,经理人容易两极分化,一个变成雷锋,真正的活雷锋,为事业为国家干事,另一类容易变成[***]分子,这里面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能够使得一个人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的时候,同时自己得到比较好的报酬,这样使他有持续的积极姓,为国家和社会干事。有一部分在过去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不计功利,不计名利,最后也走向反面,这恰恰是制度需要我们深思。”
萧宸这一段话分析出来,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王文华书记恍然道:“哦……市长的意思是,一个企业搞得特别差,我们要对他进行两个置换,要搞产权改革,给经理人和员工一定的激励,让他们更有开拓精神,能够把企业做上来,这样的话,我们国有资本虽然看起来是分摊薄了,但因为从亏损转为盈利,实际上来说,还是赚了。”
萧宸点了点头。
王书记就继续道:“而效益本来就很好的国有企业,我们也对他们进行两个置换,进行股权改革,是因为这些企业已经有一个优秀的经理人或者经理人团队,我们为了不使得他们丧失曾经的开拓精神,不让他们因为创造了大的效益却没有拿到应有的报酬而‘被迫’堕落为贪腐分子,所以提前给他们应有的股份,来规避这种风险?是不是这样,市长?”
萧宸点点头,笑道:“文华书记说得对,正是这样。”这句话很有意思,文华书记说得对,但是文华书记的话是解释他萧宸市长的话的,所以文华书记说得对,萧宸市长说的当然也没错。
诸位常委一听,也觉得萧宸的这个解释还是比较靠谱的,再说萧宸的理论水平是众所周知的高,即便心里有不同意见的,掂量了一下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口才能力以后,也选择了不开腔。
洪芸香部长却很满意,笑了笑道:“市长果然是经济通,我说怎么远东稀金效益这么好还要改革呢,原来是先一步预防了,嗯,我觉得这个办法好,咱们不能老是出了事再来查原因,是吧?”
这个观点基本上大家都同意了,就都笑着点头说是,气氛顿时变得融洽了不少。
新上任不久的胡志林副书记是分管经济工作的,但是因为萧宸的关系,实际上他在经济工作中现在能说话的地方也不多,所以他有些急于在经济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胡志林书记轻咳一声,道:“那现在我们就回到了老问题,搞得太差的企业,和搞得非常好的企业,我们都认为有必要进行两个置换,有必要进行产权改革,这一点,大家看来是已经达成共识了。那么问题就回来了,这个产权改革里头,国有资本还应该保持多少的比例,给予经理人的股权激励应该占据多少股份,员工公有或者分配的股份又该占多少?这些东西都是中央和省委省政斧都没有明确指出的,我们既然要走在前列,就必须自己来摸这个石头,现在第一步怎么走,试点中的这些企业,我举两个,一个好的一个差的,好的比如远东稀金,现在怎么分配这个股权,差的比如朗柳棉纺,又该怎么分配这个股权?”
话题又回去了,于是大家又沉默了。
萧宸心里微微叹了口气,他忽然觉得,这些常委们可能除了不愿意担责任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促使他们不发表意见,即他们确实不懂,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分配才合理。
他只好继续唱独角戏,轻咳一声道:“这是一个复杂问题。其实最主要的是如何分配剩余。国有企业之所以要转让,就是转让之后带来的价值一定要大于转让前的价值,否则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如何分配转让后的剩余与很多条件有关。我要讲的是,在谈判的条件下如何确定价格。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先生在五十年代提出过一个‘纳什讨价还价原则’,这个原则简单地说就是把剩余平均分配。假如这个东西在我手里值5块,到你手里值10块,剩余是5块,平均分配后每人2块5毛钱,所以价格应该是7块5。这是以谈判双赢为前提的。当然,谈判双方获得利益的多少最终要取决于竞争,如果有10个人竞标要买,那么最后的交易价格就靠近10块;如果只有1个人买,那么最后的交易价格就靠近5块,但不可能高过10块,否则买主不愿意买;也不会低过5块,因为卖主不愿意卖。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应用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个道理给忘了。我们总是觉得买的人如果觉得占了便宜,那就一定是国家吃亏了。但实际上,交易本身就是个创造价值的过程,不能说一个人花一百万买了一个企业,过三个月用二百万的价格给卖了,国家就吃亏了——我说不一定。”
萧宸觉得他讲得已经很清楚明白了,但他看了一下诸位常委的神色就知道,很多人根本没理解,只有胡志林副书记倒是好像有些若有所思,王文华书记一脸微笑,不知道他是想通了还是故作高深。
萧宸只好解释:“我们来看这个公式:假如出售100%股权的话,它的价格就是改制之前企业的价格+(改制之后企业的价格-改制之前企业的价格)/2。我们推导一下,如果企业改制前值1000万,出售给经理人30%的股份可以升值为2000万,那么经理人应该出多少钱?-100万。你想,改制增加了1000万,1000万应该由买者和卖者平分,所以交易价格是1500万,也就是说,买者应该付出500万,同时他在增值后的2000万中占有30%的权益,应该得到600万,所以他的实际付出应该是-100万。因此,在购买部分股权的情况下,如果买者不出钱,卖者倒贴钱,并不意味着卖着吃亏了。山西票号的东家在一、二百年前,就能把60%的分红权让给那些掌柜,其道理就在于此。”
这个解释说出来,大家再次恍然大悟了一番,一个个都露出“哦,原来是这样”的表情。
萧宸心里有些无奈,跟这么一群经济外行解释经济政策还真是吃力,但却由不得他不解释,毕竟这样一个政策下去,它只能是一个集体决议,萧宸不可能自己打包票去干。
“说到这里,我得讲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如何在市场上竞争优秀经理人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留住好的国有企业经理人是越来越难了,过去我们是靠高能力的人养活低能力的人,你能赚200,我能赚100,咱们一人拿150,企业也不亏损。现在赚200的人都一个劲地往外走,就剩下赚100的人在企业里面,但麻烦的是他的工资还是150,于是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过去国有企业是技术人员流失比较多,现在是管理人员流失得越来越多。有些管理人员一开始是不想走的,这些人可能责任心很强,他们心里可能觉得企业下面几千人、上万人,还包括书记、市长又都这么信任我,我怎么好为这点钱就走了?但问题是时间长了呢,尤其是对曾经拿过高薪的人。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于好的企业经理人,他干得好,就该给他比较高的激励,他干得差一些,那么激励也就少一些,再不然他干得太差了,那没得说,该炒鱿鱼的就得炒掉。”
王文华书记听完,沉吟了一下,问道:“市长的意思是,该用企业的业绩表现来决定其主要经理人的股权分配额度,是吗?”
“基本上是这样。”萧宸点点头道。
王文华琢磨了一下,点点头,抬头环顾了诸位常委一眼,问道:“市长提的这个原则,大家觉得怎么样?”
常务副市长宋秋道:“这个原则,其实上一次在市政斧常务会议上,市长曾经略微将过一下,没有这么详细,但是事后我曾经自己琢磨了一下,觉得很有道理,我同意按照这个原则来具体细分。”
王文华点点头,又看了看其他人,问道:“其余同志呢?……志林同志,你的意见?”
胡志林沉吟了一下,道:“我基本上同意这个原则。”
王文华就点了点头:“我是这么看的,要是大家对这个原则都没有意见,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把这个原则定下来,具体的数值我看还是要进行进一步了解之后再做决定,我们需要对几家试点企业进行更加深入和细致的了解,对吧?……市长觉得呢?”
萧宸知道今天能够确定下这个原则实际上已经不错了,毕竟,不说是全国第一,至少也是全省第一个开始搞两个置换的,调查细致一点也没有错。
“嗯,我同意书记的意思。”
王文华书记就笑了起来,似乎很满意萧宸的配合,点点头道:“那好,第一个议题我们就先讨论到这,具体的分配数值先放一放,等考察得更细致了再说。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张广斌同志的问题。——家勇同志,你先谈谈?”
李家勇就点了点头,将手里的烟头按灭,道:“张广斌同志在就任市公安局副局长之前,我是没有太多了解的,我认识他是在他出任市公安局副局长之后。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人还是比较正派的,也比较有魄力,说话办事都比较果决,执行市委、市政斧和政法委的有关决议也比较有力,至于其他细节问题,还是要问一下赵局长。”
王文华就看了一眼坐在一边的赵局长和顾乐,伸手指了指:“老赵同志,那你说说看,你对张广斌是怎么看的?”
赵局长连忙站起来,王文华笑着摆摆手:“坐下说。”
赵局长就坐下,道:“其实张广斌在调来市局做副局长之前,我就曾经在一些私下的场合听到过一些关于他的传闻,基本上都是比较负面的。但是因为公安战线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战线,一些严于律己的公安干警本就比较容易得罪人,所以当时我没有把这些捕风捉影的传言当真,但是没有料到的是,这一次检举信居然直接交到了中纪委,再由省纪委返还给我们,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比较吃惊,觉得自己带队伍没带好,下面出了这样严重的情况还不自觉,我是有责任的。”
“诶……老赵,你现在先不用谈你的责任,这个事情如果真要谈责任,那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先把这个放一放,你就说一下你对张广斌的看法。”王文华书记摆手打断道。
萧宸心里微微摇头,这老赵,难怪就停在这个公安局长位置上不动的了,别的时候出问题可以先谈自己的责任,但这个时候你怎么能说责任的问题呢?这个举报信为什么是从中纪委通过省纪委转到市纪委来的?那显然是说明一开始在交到市纪委的时候被人捂住盖子了,甚至在整个朗柳市委或者市政斧被捂盖子了,所以人家才不得不直接往中纪委投信,现在你一上来就检讨自己的责任,那市纪委甚至市委市政斧岂不是都要跟着检讨一下自己的责任?但体制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继任者不追究前任的某些事情,萧宸倒是相信章平昌市长当初不可能对这样一件事捂盖子,朗柳高层就算有捂盖子的,多半也是杨浩元书记或者其他什么人,而这个时候王文华书记才到朗柳,不可能就把什么责任都往杨浩元身上一推,毕竟杨浩元当初麾下的人,现在也有人在他麾下了不是?
老赵似乎明白了过来,就点点头道:“我觉得,从张广斌同志平时的作风来看,的确有违纪的可能,建议市纪委调查,我们市公安局一定全力支持,全力配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