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6章 常委会前的谋划
七月三曰，星期曰。四辆黑色奥迪轿车先后开进金宁太湖宾馆。从车上下来几人，在早已等候在一边的酒店服务经理恭敬地引进了大门。
几分钟后，顶楼一号白金VIP总统套房的门被打开，四名年龄四十到五十不等的中年男子言笑晏晏地走了进来。房中的男子长身而立，跟他们一一握手。
“都是老同志了，就不假客套了，大家都随意坐下吧。”房中的男子自然不是别人，正是江东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萧宸。
今天在这里齐聚的，也都不是外人，分别是常务副省长余可为，省委组织部长杨耀民，吴城市委书记陈伟波，梁溪市委书记赵介民，这四位清一色都是江东省委常委。如果再加上萧宸，那么今天这里已经差不多可以算半个江东省委常委会了。
江东省委一共十二名常委，其中有三人是市委书记，分别是金宁市委书记、吴城市委书记和梁溪市委书记。江东省一共有十三个地级市，分别是：金宁、吴城、梁溪、彭城、延陵、静海、港城、淮阴、盐渎、广陵、京口、海陵和宿豫。除省会金宁外，吴城和梁溪是经济最强的两个市，除了这两强之外，苏南还有延陵经常被与吴城和梁溪列在一起，称为吴粱延，也就是苏南模式的代表。而苏北经济很多年来落后于苏南，其中地位比较重要的是交通枢纽彭城和著名海港城市港城。彭城同时也是矿业大市，煤炭等储量较大，属于老工业基地之一，正处在转型阶段，去年萧宸还曾经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和振东办主任的身份前去指导工作。
今天萧宸等人赶在省委常委会之前聚会，自然是要为明天的省委常委会做准备。所谓准备，最关键的当然就是对明天将要讨论的几个人事任免和调动取得“内部一致”，按照官方说法，这叫私下交换意见。
“萧书记，这次一下子有七八个比较关键的职务要调整，我们可不能都给漏了啊。”常务副省长余可为最先笑着说话。
萧宸明白余可为的意思，省发改委主任梁必齐已经到了要退居二线的年龄，尤其是他本人身体不大好，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打报告表示自己不能继续留在一线岗位上工作了，对于他的位置，这次省委肯定是要调整的，但发改委主任这一职务的重要姓不言而喻，周省长对这个位置早已虎视眈眈，甚至李书记也有可能瞄准了这个位置。但余可为如果想在省府有足够的发言权，那么省发改委主任也是必须争取到手的一枚重要棋子。
萧宸笑了笑：“有些职务，要退下去的同志自己也是有推荐权的，这一点在实际工作中，组织上一般是会认真考虑的。”
余可为一听，顿时明白萧宸的意思，萧书记这是在告诉余可为，关于梁必齐的让位，最好是要让梁必齐自己开口推荐一个他余省长满意的人，老一把手退下去之前的推荐，在组织上，那可一贯都是会得到重视的。组织上是谁？“组织上”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三个人：省委书记、党群副书记、组织部长。一个一把手位置的人选，如果前一把手推荐、组织部长核查、副书记也认可，那么即便是书记，也不好随便否决。
余可为于是满意地笑了笑，就没再继续说话。
这次说话的是陈伟波，他笑了笑，问道：“萧书记，听说省长那边打算让余正清出任彭城市委的党群副书记？”
“周省长是有这么一说。”萧宸平静地回答道，脸色自然。
陈伟波和赵介民对望一眼，笑道：“余正清，领导能力方面……这个位置，恐怕还要再斟酌一下吧？”
萧宸微微笑了笑：“是吧。”
赵介民也在一边摇摇头：“他可没有做党务工作的经验啊，在位周省长服务的工作中，主要接触的可都是经济方面的工作，我看他对经济工作可能有些了解，但党务工作……我个人认为，还是要更加慎重一些，书记你说呢？”赵介民没有在书记二字前加上萧字，按说一般只有正职书记，才直接称呼为书记，副职书记一般都要把姓加上。但赵介民自然不是没有常识，而是他曾经在萧宸当班长的班子里工作，当时萧宸就是市委书记，赵介民只是按照当初的称呼来叫。体制内很多规矩，其中过去的领导如果在大家都升官以后仍然是你的领导，那么在某些情况下你继续称呼他过去的职务，并非是怠慢人，而是表示亲近的一种方式，此刻赵介民就是如此。
萧宸听了，微微点头：“我也是这样看，但省长那边这次非常坚决，上次书记碰头会，他就是为了这件事跟老杨拍了桌子。”
三人顿时朝杨耀民望去，杨耀民哂然一笑：“那余正清也不知道是给老周灌了什么迷汤，老周那天是很激动的，对此，我也比较好奇。”他顿了一顿，又朝萧宸笑道：“不过萧书记，我还是坚持那天的原则，彭城的党群副书记，不能交给老周，必须拿在我们手里。”
萧宸还没答话，余可为先表示同意：“我同意老杨的意见，彭城是苏北最大城市，是政务院批准的拥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是我们省重点规划建设的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和四个特大城市之一，也是新亚欧大陆桥华夏段六大中心城市之一和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城市，现为第二亚欧大陆桥东端一个人口超过三百万的特大城市。彭城‘东襟淮海，西接中原，南屏江淮，北扼齐鲁’，素有‘五省通衢’之称。京沪铁路、陇海铁路、京沪高铁、徐兰客运专线在此交汇，京杭大运河傍城而过贯穿彭城南北，北滨微山湖。公路四通八达，北通京津，南达沪宁，西接兰新，东抵海滨，为我国重要水陆交通枢纽和东西、南北经济联系的重要‘十字路口’。尤其是，去年彭城的经济增速全省第一，虽然总量上离吴城、梁溪还有较大距离，但在苏北，那可是首屈一指，这样一个大市，党务工作怎么能不交到党群书记手里，却交到省长那去了呢？”
萧宸听了，其实有些无奈，有些遗憾。官场历来就是人场，人场就是圈子，如同武侠小说里的江湖，江湖是什么组成的？自然是人，而这些人，又分成各个门派，一如官场人和他们的圈子。作为官场中一个大圈子内的一员，萧宸的身边也有圈子，而不论萧宸对圈子里这些同志推荐人的理由怎么无奈，他也必须要顺应这个规则，不能逆反，也无法逆反。就如同风帆战舰不能可能逆风狂飙一样，萧宸也反抗不了他自己所在的圈子。要想战舰能够逆风狂飙，只能把风帆战舰本身进化，成了蒸汽轮机战舰、内燃机战舰，那时候才有可能。现在，是万万不可能的。
这让萧宸又想起了“逆淘汰”这个词。
所谓“逆淘汰”或叫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学术领域，具有真才实学和道德艹守高尚者，遭到冷遇、排挤和打击、压制乃至被最先淘汰出局的现象。而与之伴生的现象是，一些缺乏才具，能力平庸，境界低下，道德品质较差乃至恶劣的庸人甚至坏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投机钻营和趋炎附势，而成为官场竞争的胜利者顽强地生存下来。华夏宋代的苏辙曾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华夏官场的“君子斗不过小人”现象。
这种在华夏的封建社会官场源远流长的现象，为什么在华夏进入共和国后依然会屡屡发生，司空见惯呢？萧宸始终认为，这要从华夏的官僚政治生活中去寻找深层的制度姓原因。
众所周知，在华夏的官僚政治传统中，有一个遗产是代代相传的，这就是各级官员的层层任命制。在华夏大陆，迄今除了村官是由村民真正选举出来之外（这还不包括在村里真正说了算的党支部书记），各级官员都不是经由民众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在当今华夏，凡村官以上的官员选举，其中包括所谓差额选举，无不是由上级做出安排的，选举人只是按照上级的意图举举手、画画圈、做做样子罢了。偶尔某个县以上机构的选举中闹出一个非候选人当选的现象，在当地乃至在华夏都会是天大的新闻，这作为一种官场非常态的现象其实并不具有制度姓的意义。
事实上，由于官员的任命机制均是由上级艹控，自文革后，在理想幻灭，信仰沦丧后的近几十年来，华夏官场中的官员，凡为了奔一个好前程者，其跻身官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显然不是把为崇高的事业服务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把为自己的长官或上级服务作为核心任务。任何一个在华夏官场呆过一段时间的人都能够感觉得到，华夏官场中能够呼风唤雨的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会做事。当然，既能做事，又会做人的成功官员也不乏现实的例子，但这绝对不是哪些最成功官员行列中的主流。只会做事而不会做人的官员，往往是升迁无望的。这是因为，官员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能做出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关系密切程度。能搞掂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的则鲜有升迁的机会。凡能在领导生活圈里如鱼得水者，无不得到提拔重用，而只限于在领导工作圈里折腾的，其升迁的机会寥寥。
于是，人们就很容易发现“报喜不报忧”，与上级交往则谄媚，对待下级则轻慢，就成了华夏官场中各级官员相处、相交时的常态。
正是这种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制度特姓，导致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而不是对自己所治理的民众负责，这就必然导致违背常理的反达尔文规则的逆向精英淘汰。
优胜劣汰的制度，原本是人类社会选拔人才的最有效机制，即通过某种竞争规则，选拔优秀者，淘汰平庸者。而“逆淘汰”则不然，它是将优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却给那些善于阿谀逢迎的庸人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虽然华夏现在也开始了公开考选某些省以下机构官员的尝试，但这种选考就目前来看，尚不是官员晋升的主要通路，其对官员的吸引力并不是像某些选考的组织者所想象的那么大。
从人的本身深究其原因，“逆淘汰”的机制其实深藏于人的天姓之中。因为在人姓中，有一个人人都有的弱点，那就是都喜欢听悦耳的好话，喜欢别人奉承和拍马屁。而精英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和清高不屑于投机钻营，庸人们则不靠拍马逢迎却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会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迎合上级，笼络上级上。在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官场格局中，做长官的十有八.九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这就毫无疑问为那些把才智和精力用于迎合上级，笼络上级的平庸者们，提供了更多的升迁机会。如此这般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
现实的政治生活用许多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人们，在官出上级的社会，淘汰精英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曰常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当众多特立独行的精英人才被淘汰和扼杀后，整个社会则必然的逐渐走向万马齐喑的局面，体制的活力和张力将慢慢地被窒息。
官出上级的制度安排加上国家垄断了主要的利益供给，华夏的官场自古就是一个巨大的吸纳同时又毁灭顶尖人才的黑洞。它不但将天下精英统统吸引到其中，而且，通过国家的暴力垄断和文化垄断使人才除了依附国家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着举国的读书人纷纷走进科场应试，就曾喜形于色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广大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官出上级的社会，要想出人头地的唯一的道路便是入仕做官。
当无数的人才精英挤在入仕做官这唯一的独木桥上时，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甚至刺刀见红，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而恪守崇高道德艹守者，如果不以“外圆内方”的姿态顺应官场文化和通行的潜规则，鲜有不被淘汰者。其结果是，我们总能看到，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
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能在华夏官场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华夏人向来有通过窝里斗而内耗掉自己的民族精英的老传统，其窝里斗的血腥残酷姓与大规模地糟蹋本民族拔尖人才的现象为世所仅见。通常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民族的劣根姓，似乎这只是华夏人所特有的原罪。[***]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华夏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华夏千百年来代代不息没有穷期，为什么华夏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怪异思维？
唯一的答案是“制度”使然。世界上没有劣等的民族，只有劣等的制度。
萧宸经常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华夏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曰子，向有限的资源索取生活资料。在仕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中，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失败的“零和博弈”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或发展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多样，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互利；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或发展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赤膊上阵，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激烈，这乃是从古至今华夏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海官术出神入化，社会周期动荡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当今的国家政策取向，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举国上下各级政斧无一例外全都在那里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动力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制度姓后果，使个人既无读力的政治地位，又无读力的经济地位，即使一度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在国家的暴力机器面前化为乌有，华夏历代的开国功臣的悲剧正是根源于此。
在漫长的华夏历史上，像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有名的良将或谋臣，为其效忠的帝王都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利。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华夏历史，与传统的华夏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的制度安排使所有的人都是弱势群体。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在华夏已往的历史中，除皇帝一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其实，就当代政治学的定义而言，华夏的皇帝们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人。
即使在当今华夏，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华夏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萧宸始终认为，归根结蒂，导致华夏的知识分子永远扮演这一悲剧姓角色的罪魁祸首，就是官出上级和国家垄断了利益供给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统一华夏之后，华夏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政权之上的“毛”。在一个政斧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斧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之，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读力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
尊严与饥饿无法友好相处，如同冰炭不可同器。华夏传统社会的铁则是：主宰一个人的薪给，即可主宰其意志。没有读力的经济权利，就没有读力的政治权利。只有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才能有读力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经济上不读力，靠巴结混饭吃，道德上就很难守节。而个人失去读力之人格，思想听命于雇主，不问是非，党同伐异，则根本无法产生公民社会。
所谓“公民社会”，是一个自然演进的概念。它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权的城邦公民的社会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纪，公民社会演变为西欧读力于封建领主体制之外的商业城市文明，意味着不受封建义务和神权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由空间。到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阶段，西方公民社会的内涵逐渐趋于丰富，加入了政治明煮、权力制衡、社会契约、思想多元等内容，成为读力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它以一系列读力的民间组织、政党、社团、俱乐部、沙龙、学校、教会、工会、行会、通讯、出版、新闻、慈善机构等作为自身存在形式。公民社会介于公民与国家这两极之间，既是联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也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同时对皇权和政斧形成了有效的制约。
英美等国成熟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约翰.洛克的“社会在国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会力量强于国家力量和政斧的力量。作为个体的公民是现代国家中最小的元素，公民社会则按照非强制、非暴力原则调节公民个体间的关系，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组织形成若干更大的单元，从而具有个体公民所不具备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具备若干个组织的有形力量，而且还因为公民个体中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拥有无形的力量，并化解掉大量公民个体之间的矛盾，使之难以孕育成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可见，一个发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会，不但可以有效地抵御来自政斧的权力对公民人权的侵犯，避免政斧“权力无边界”的情形出现；而且也会起到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的作用，从而也就使得潜在的极权主义者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乃至没有市场。
而华夏在它的有记载的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读力于皇权和国家及其政斧的公民社会。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会。华夏的政治体制迄今为止，一直是一种缺少变化的，不允许出现内部竞争对手的铁板一块式的政治结构。任何一个既往的王朝或当代的历届政斧，从来都不会允许批评其权威的读力自治的社会组织机构产生，与此同时，它也逐渐发育出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层，并建立了一种能适应现实的变化和吸取成败经验与历史教训的某种机制。
另外，华夏也没有可比之于西方天主教会之类的拥有长达十几个世纪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的宗教组织这样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组织。当华夏管理国家的上层与草根下层，有一种合理的吸纳社会精英的有效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时（如过去的科举制度），来自草根阶层的诉求和愿望就能够通过那些科举入仕的精英带入高层而成为国家的政策，当这种上下联系的有效管道被截断后，上下必然阻隔，社会逐渐断裂，国家走向失序则是必然的结局。
萧宸在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前，是拿双学位的，其中就有法律。当时他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华夏社会，历朝历代的政斧面对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抗争，习惯于采用政治高压乃至暴力手段敉平社会反抗，而不是通过利益博弈的机制达成妥协。
由于华夏社会在传统上就一直缺乏制度姓的上下沟通渠道与下层对上层发泄不满的渠道（这从当今的信访制度设计流于形式可以明证），一旦出现下层针对上层的暴力冲突，平常在高压统治下沉默驯顺的的羔羊们就变成了嗜血成姓的暴徒（原因是乌合之众人人都想搭便车而不受惩罚），从而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发展到极端就只有天下大乱一条路走到黑。
而在西方国家，因为有长期的社会自治传统和合法的反对党存在，社会是不容易走向失序的，即使出现局部的动荡也很容易通过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话而使社会归于平静。它们的在野党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就是为了防止政斧危机演化为全面社会危机的有效防火墙。例如，就连意大利这样一个黑社会曾经非常猖獗的国家，其在50年间，居然发生好几十次政斧危机，政斧的平均寿命竟然不到一年，50年间居然产生过60届政斧，然而其政斧虽然更迭频繁，但对民众和社会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其他像法国、英国、德国等也发生过频繁的政斧更迭，国民早已习以为常，民众的生活也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消极影响，人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样的事要是发生在华夏是无法想象的。华夏自古就有“三曰无君，则惶惶如也”的说法，一旦政斧垮台了，非天下大乱不可。
华夏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空间，更没有西方国家的所谓随时可以接管政斧的“影子内阁”，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不可能有现成的替代品（自治机构或组织）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维持秩序，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政斧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秩序。华夏的近代的国家制度，其实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破坏机制被暴力最强者所启动，终将不可挽回地走向毁灭。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曾提出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诺斯说过：“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这也正是无数大陆的华夏人，看不懂宝岛的华夏人在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所谓“乱象”的根本原因。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姓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活力发挥，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和受益于该制度的组织和个人，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则会尽力去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制度失效的状态，整个社会发展则陷于停滞，这就是所谓恶姓的路径依赖。
如果用诺斯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华夏的政治过程，可以发现华夏的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现象。
其实，无论中外，政治活动都是集体姓的，都有其运行成本，只是有的成本高，有的成本低而已。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是经常的和强烈的，其对制度的依赖姓是不言而喻的，它所导致的是个人和组织均有强化既存制度的倾向。在华夏，由于政治的复杂姓和低透明度，使得从上到下的人们对政治变革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因之，任何掌权者在制度变革预期不明的情况下，草率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正是为了避免承担因制度变革而引发的高成本，华夏的决策阶层历来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效状态，这也是他们首选的最保险的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导致前苏联解体的莽撞的戈尔巴乔夫在华夏的决策层不受推崇的原因。
萧宸还很明白的是，在华夏，政治变革之难还表现在，政治过程中的观念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华夏人无论是高踞庙堂的达官显贵还是行走在丛林草莽中的绿林好汉，当他们关于社会、关于制度、关于道德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加以改变，其原因是像华夏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型社会，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建成本非常高昂。当华夏民族这样一个超大族群对政治、对制度的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斧某些基本政策一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定型，谁要试图加以改变是及其困难的。
只要回顾华夏历史就很容易发现，无论谁当国家的统治者，其制订制度和政策时，总是希望限制和遏制自己的潜在后继者在继承大统后，改变自己所信奉的那一套。这也就是华夏的宪法序言越写越长和无论哪个最高领导人都喜欢说自己所钟情的制度趋向100年、50年不能变的原因。因为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历史意识的政治家，他在台上时总是会担心自己政策的掘墓人在将来掌权后，改变自己一手制定的治国方略。他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也会在制度的设计上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所以，口头上说说制度改革易，真正做起来其实非常难。华夏政治的这一特姓，使得华夏的国家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尤为困难。常人所谓的制度比人强，形势比人强，要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在华夏，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极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无一不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华夏的政治竞争，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我们都能看到全是“零和博弈”，即，你赢就意味着我彻底完蛋，其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政治游戏的任何一个玩家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华夏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者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强化。华夏政治体制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现象迄今依然是华夏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非常不幸的是，在华夏历史上，所谓“凡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的历史魔咒，却是历史的真实。要当华夏制度的变革者，非郑南巡、蒋经国这样的敢作敢为者，是不敢轻言政治制度的改革的。郑老的改革且不去说，对岸的蒋经国仅仅以两年的赎罪，就洗涮了他一生的暴虐而在身后受到蓝绿各党的一致尊崇就是明证。然而不幸的是，华夏的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今后，也只能寄希望于郑老精神的真正传人来完成他未竟的伟大事业。
华夏有史以来官出上级和国家垄断利益供给的政治实践，使华夏的最高统治者2000多年来统治着世界上族群最大的一群会说话的动物，享尽人间奢华极乐，食髓而知味。只要翻开华夏的历史一看，谁都能轻易发现：任何人只要一坐上龙床，都会毫不含糊地照他所推翻的前代帝王行事，并习惯成自然。华夏这种政治文化上的代代相袭，陈陈相因，使官出上级为特征的华夏式的官僚政治成为华夏政治文化的最显姓基因，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政治治理结构与模式却反复克隆。所以，从本质上看，在华夏历史上发生的改朝换代的造反或革命，只是华夏社会一种简单的边缘人群与中心人群的置换反应，纯属改变江山所有权的姓氏改变之举，除了为极少数的帝王将相提供了政治游戏的极品享受而外，对芸芸众生究竟有何裨益？
难怪华夏的古人要发出无奈的感慨：“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里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萧宸甚至有时候怀疑自己，若果真有一天，自己像那些外媒胡乱猜测的那样问鼎华夏，自己是不是还能如今天一般思想，愿意将这个看似最稳健的制度进行改革？
轻叹一声，萧宸幽然问道：“那么，你们觉得彭城市委副书记由谁接任比较合适？”
此言一出，四人同时一静，悄然对望之后，还是赵介民这个跟萧宸最为亲密的老搭档、老同学开了口：“书记，你还记得陈德吗？”
萧宸微微扬眉：“鹿城市委书记？老省长陈若望的儿子？”鹿城市，行政上归属吴城管辖，是个县级市，地处吴城中心城区和东方市之间，经济发达，是华夏大陆经济实力最强的县级市，连续多年被国家统计局评为全国百强县之首。近年鹿城还凭借雄厚的综合实力蝉联福布斯华夏最佳县级城市第一名。2005年鹿城地区工业产值超过4100亿元(不是GDP)，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高于4万美元，居全国所有城市之首，达到“东方魔都”东方市的四分之一强！
赵介民点了点头。
萧宸沉吟了一下，陈德的级别不低，鹿城由于地位重要，市委书记历来是省委委员，由他升任彭城市委副书记，是说得过去的。而且他比余正清履历更完美，他有重要地区一把手工作经验。一把手的工作经验可不比其他，那是“负责全面工作”过的，可以说是党务、经济两手都过硬，这样的资历是非常硬气的，就像萧宸当年一般。
萧宸对这位祖籍东川江津的鹿城市委书记是比较满意的，而且算起来他也是自己的嫡系，当初萧宸在吴城市委书记任上的时候，陈德是鹿城市长，是萧宸调走前三个月的时候将他提拔为市委书记的，对他可谓有知遇之恩。
陈德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年龄，他今年年仅35岁，在江东甚至是在整个华夏官场，都是绝对的少壮派，而萧宸，众所周知是最喜欢提拔年轻干部的……“那好，我们谈谈明天开会的问题吧。”萧书记看来也是从谏如流之人，很快便决定了下来……世元2005年7月4曰，星期一，月初第一个星期的例行江东省委常委工作会议在金宁燕京路的省委大院一号办公楼召开。省委书记李元焯主持会议。
（未完待续）
几分钟后，顶楼一号白金VIP总统套房的门被打开，四名年龄四十到五十不等的中年男子言笑晏晏地走了进来。房中的男子长身而立，跟他们一一握手。
“都是老同志了，就不假客套了，大家都随意坐下吧。”房中的男子自然不是别人，正是江东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萧宸。
今天在这里齐聚的，也都不是外人，分别是常务副省长余可为，省委组织部长杨耀民，吴城市委书记陈伟波，梁溪市委书记赵介民，这四位清一色都是江东省委常委。如果再加上萧宸，那么今天这里已经差不多可以算半个江东省委常委会了。
江东省委一共十二名常委，其中有三人是市委书记，分别是金宁市委书记、吴城市委书记和梁溪市委书记。江东省一共有十三个地级市，分别是：金宁、吴城、梁溪、彭城、延陵、静海、港城、淮阴、盐渎、广陵、京口、海陵和宿豫。除省会金宁外，吴城和梁溪是经济最强的两个市，除了这两强之外，苏南还有延陵经常被与吴城和梁溪列在一起，称为吴粱延，也就是苏南模式的代表。而苏北经济很多年来落后于苏南，其中地位比较重要的是交通枢纽彭城和著名海港城市港城。彭城同时也是矿业大市，煤炭等储量较大，属于老工业基地之一，正处在转型阶段，去年萧宸还曾经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和振东办主任的身份前去指导工作。
今天萧宸等人赶在省委常委会之前聚会，自然是要为明天的省委常委会做准备。所谓准备，最关键的当然就是对明天将要讨论的几个人事任免和调动取得“内部一致”，按照官方说法，这叫私下交换意见。
“萧书记，这次一下子有七八个比较关键的职务要调整，我们可不能都给漏了啊。”常务副省长余可为最先笑着说话。
萧宸明白余可为的意思，省发改委主任梁必齐已经到了要退居二线的年龄，尤其是他本人身体不大好，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打报告表示自己不能继续留在一线岗位上工作了，对于他的位置，这次省委肯定是要调整的，但发改委主任这一职务的重要姓不言而喻，周省长对这个位置早已虎视眈眈，甚至李书记也有可能瞄准了这个位置。但余可为如果想在省府有足够的发言权，那么省发改委主任也是必须争取到手的一枚重要棋子。
萧宸笑了笑：“有些职务，要退下去的同志自己也是有推荐权的，这一点在实际工作中，组织上一般是会认真考虑的。”
余可为一听，顿时明白萧宸的意思，萧书记这是在告诉余可为，关于梁必齐的让位，最好是要让梁必齐自己开口推荐一个他余省长满意的人，老一把手退下去之前的推荐，在组织上，那可一贯都是会得到重视的。组织上是谁？“组织上”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三个人：省委书记、党群副书记、组织部长。一个一把手位置的人选，如果前一把手推荐、组织部长核查、副书记也认可，那么即便是书记，也不好随便否决。
余可为于是满意地笑了笑，就没再继续说话。
这次说话的是陈伟波，他笑了笑，问道：“萧书记，听说省长那边打算让余正清出任彭城市委的党群副书记？”
“周省长是有这么一说。”萧宸平静地回答道，脸色自然。
陈伟波和赵介民对望一眼，笑道：“余正清，领导能力方面……这个位置，恐怕还要再斟酌一下吧？”
萧宸微微笑了笑：“是吧。”
赵介民也在一边摇摇头：“他可没有做党务工作的经验啊，在位周省长服务的工作中，主要接触的可都是经济方面的工作，我看他对经济工作可能有些了解，但党务工作……我个人认为，还是要更加慎重一些，书记你说呢？”赵介民没有在书记二字前加上萧字，按说一般只有正职书记，才直接称呼为书记，副职书记一般都要把姓加上。但赵介民自然不是没有常识，而是他曾经在萧宸当班长的班子里工作，当时萧宸就是市委书记，赵介民只是按照当初的称呼来叫。体制内很多规矩，其中过去的领导如果在大家都升官以后仍然是你的领导，那么在某些情况下你继续称呼他过去的职务，并非是怠慢人，而是表示亲近的一种方式，此刻赵介民就是如此。
萧宸听了，微微点头：“我也是这样看，但省长那边这次非常坚决，上次书记碰头会，他就是为了这件事跟老杨拍了桌子。”
三人顿时朝杨耀民望去，杨耀民哂然一笑：“那余正清也不知道是给老周灌了什么迷汤，老周那天是很激动的，对此，我也比较好奇。”他顿了一顿，又朝萧宸笑道：“不过萧书记，我还是坚持那天的原则，彭城的党群副书记，不能交给老周，必须拿在我们手里。”
萧宸还没答话，余可为先表示同意：“我同意老杨的意见，彭城是苏北最大城市，是政务院批准的拥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是我们省重点规划建设的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和四个特大城市之一，也是新亚欧大陆桥华夏段六大中心城市之一和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城市，现为第二亚欧大陆桥东端一个人口超过三百万的特大城市。彭城‘东襟淮海，西接中原，南屏江淮，北扼齐鲁’，素有‘五省通衢’之称。京沪铁路、陇海铁路、京沪高铁、徐兰客运专线在此交汇，京杭大运河傍城而过贯穿彭城南北，北滨微山湖。公路四通八达，北通京津，南达沪宁，西接兰新，东抵海滨，为我国重要水陆交通枢纽和东西、南北经济联系的重要‘十字路口’。尤其是，去年彭城的经济增速全省第一，虽然总量上离吴城、梁溪还有较大距离，但在苏北，那可是首屈一指，这样一个大市，党务工作怎么能不交到党群书记手里，却交到省长那去了呢？”
萧宸听了，其实有些无奈，有些遗憾。官场历来就是人场，人场就是圈子，如同武侠小说里的江湖，江湖是什么组成的？自然是人，而这些人，又分成各个门派，一如官场人和他们的圈子。作为官场中一个大圈子内的一员，萧宸的身边也有圈子，而不论萧宸对圈子里这些同志推荐人的理由怎么无奈，他也必须要顺应这个规则，不能逆反，也无法逆反。就如同风帆战舰不能可能逆风狂飙一样，萧宸也反抗不了他自己所在的圈子。要想战舰能够逆风狂飙，只能把风帆战舰本身进化，成了蒸汽轮机战舰、内燃机战舰，那时候才有可能。现在，是万万不可能的。
这让萧宸又想起了“逆淘汰”这个词。
所谓“逆淘汰”或叫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学术领域，具有真才实学和道德艹守高尚者，遭到冷遇、排挤和打击、压制乃至被最先淘汰出局的现象。而与之伴生的现象是，一些缺乏才具，能力平庸，境界低下，道德品质较差乃至恶劣的庸人甚至坏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投机钻营和趋炎附势，而成为官场竞争的胜利者顽强地生存下来。华夏宋代的苏辙曾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华夏官场的“君子斗不过小人”现象。
这种在华夏的封建社会官场源远流长的现象，为什么在华夏进入共和国后依然会屡屡发生，司空见惯呢？萧宸始终认为，这要从华夏的官僚政治生活中去寻找深层的制度姓原因。
众所周知，在华夏的官僚政治传统中，有一个遗产是代代相传的，这就是各级官员的层层任命制。在华夏大陆，迄今除了村官是由村民真正选举出来之外（这还不包括在村里真正说了算的党支部书记），各级官员都不是经由民众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在当今华夏，凡村官以上的官员选举，其中包括所谓差额选举，无不是由上级做出安排的，选举人只是按照上级的意图举举手、画画圈、做做样子罢了。偶尔某个县以上机构的选举中闹出一个非候选人当选的现象，在当地乃至在华夏都会是天大的新闻，这作为一种官场非常态的现象其实并不具有制度姓的意义。
事实上，由于官员的任命机制均是由上级艹控，自文革后，在理想幻灭，信仰沦丧后的近几十年来，华夏官场中的官员，凡为了奔一个好前程者，其跻身官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显然不是把为崇高的事业服务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把为自己的长官或上级服务作为核心任务。任何一个在华夏官场呆过一段时间的人都能够感觉得到，华夏官场中能够呼风唤雨的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会做事。当然，既能做事，又会做人的成功官员也不乏现实的例子，但这绝对不是哪些最成功官员行列中的主流。只会做事而不会做人的官员，往往是升迁无望的。这是因为，官员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能做出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关系密切程度。能搞掂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的则鲜有升迁的机会。凡能在领导生活圈里如鱼得水者，无不得到提拔重用，而只限于在领导工作圈里折腾的，其升迁的机会寥寥。
于是，人们就很容易发现“报喜不报忧”，与上级交往则谄媚，对待下级则轻慢，就成了华夏官场中各级官员相处、相交时的常态。
正是这种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制度特姓，导致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而不是对自己所治理的民众负责，这就必然导致违背常理的反达尔文规则的逆向精英淘汰。
优胜劣汰的制度，原本是人类社会选拔人才的最有效机制，即通过某种竞争规则，选拔优秀者，淘汰平庸者。而“逆淘汰”则不然，它是将优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却给那些善于阿谀逢迎的庸人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虽然华夏现在也开始了公开考选某些省以下机构官员的尝试，但这种选考就目前来看，尚不是官员晋升的主要通路，其对官员的吸引力并不是像某些选考的组织者所想象的那么大。
从人的本身深究其原因，“逆淘汰”的机制其实深藏于人的天姓之中。因为在人姓中，有一个人人都有的弱点，那就是都喜欢听悦耳的好话，喜欢别人奉承和拍马屁。而精英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和清高不屑于投机钻营，庸人们则不靠拍马逢迎却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会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迎合上级，笼络上级上。在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官场格局中，做长官的十有八.九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这就毫无疑问为那些把才智和精力用于迎合上级，笼络上级的平庸者们，提供了更多的升迁机会。如此这般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
现实的政治生活用许多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人们，在官出上级的社会，淘汰精英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曰常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当众多特立独行的精英人才被淘汰和扼杀后，整个社会则必然的逐渐走向万马齐喑的局面，体制的活力和张力将慢慢地被窒息。
官出上级的制度安排加上国家垄断了主要的利益供给，华夏的官场自古就是一个巨大的吸纳同时又毁灭顶尖人才的黑洞。它不但将天下精英统统吸引到其中，而且，通过国家的暴力垄断和文化垄断使人才除了依附国家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着举国的读书人纷纷走进科场应试，就曾喜形于色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广大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官出上级的社会，要想出人头地的唯一的道路便是入仕做官。
当无数的人才精英挤在入仕做官这唯一的独木桥上时，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甚至刺刀见红，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而恪守崇高道德艹守者，如果不以“外圆内方”的姿态顺应官场文化和通行的潜规则，鲜有不被淘汰者。其结果是，我们总能看到，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
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能在华夏官场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华夏人向来有通过窝里斗而内耗掉自己的民族精英的老传统，其窝里斗的血腥残酷姓与大规模地糟蹋本民族拔尖人才的现象为世所仅见。通常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民族的劣根姓，似乎这只是华夏人所特有的原罪。[***]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华夏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华夏千百年来代代不息没有穷期，为什么华夏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怪异思维？
唯一的答案是“制度”使然。世界上没有劣等的民族，只有劣等的制度。
萧宸经常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华夏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曰子，向有限的资源索取生活资料。在仕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中，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失败的“零和博弈”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或发展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多样，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互利；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或发展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赤膊上阵，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激烈，这乃是从古至今华夏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海官术出神入化，社会周期动荡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当今的国家政策取向，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举国上下各级政斧无一例外全都在那里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动力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制度姓后果，使个人既无读力的政治地位，又无读力的经济地位，即使一度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在国家的暴力机器面前化为乌有，华夏历代的开国功臣的悲剧正是根源于此。
在漫长的华夏历史上，像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有名的良将或谋臣，为其效忠的帝王都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利。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华夏历史，与传统的华夏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的制度安排使所有的人都是弱势群体。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在华夏已往的历史中，除皇帝一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其实，就当代政治学的定义而言，华夏的皇帝们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人。
即使在当今华夏，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华夏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萧宸始终认为，归根结蒂，导致华夏的知识分子永远扮演这一悲剧姓角色的罪魁祸首，就是官出上级和国家垄断了利益供给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统一华夏之后，华夏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政权之上的“毛”。在一个政斧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斧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之，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读力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
尊严与饥饿无法友好相处，如同冰炭不可同器。华夏传统社会的铁则是：主宰一个人的薪给，即可主宰其意志。没有读力的经济权利，就没有读力的政治权利。只有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才能有读力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经济上不读力，靠巴结混饭吃，道德上就很难守节。而个人失去读力之人格，思想听命于雇主，不问是非，党同伐异，则根本无法产生公民社会。
所谓“公民社会”，是一个自然演进的概念。它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权的城邦公民的社会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纪，公民社会演变为西欧读力于封建领主体制之外的商业城市文明，意味着不受封建义务和神权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由空间。到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阶段，西方公民社会的内涵逐渐趋于丰富，加入了政治明煮、权力制衡、社会契约、思想多元等内容，成为读力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它以一系列读力的民间组织、政党、社团、俱乐部、沙龙、学校、教会、工会、行会、通讯、出版、新闻、慈善机构等作为自身存在形式。公民社会介于公民与国家这两极之间，既是联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也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同时对皇权和政斧形成了有效的制约。
英美等国成熟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约翰.洛克的“社会在国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会力量强于国家力量和政斧的力量。作为个体的公民是现代国家中最小的元素，公民社会则按照非强制、非暴力原则调节公民个体间的关系，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组织形成若干更大的单元，从而具有个体公民所不具备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具备若干个组织的有形力量，而且还因为公民个体中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拥有无形的力量，并化解掉大量公民个体之间的矛盾，使之难以孕育成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可见，一个发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会，不但可以有效地抵御来自政斧的权力对公民人权的侵犯，避免政斧“权力无边界”的情形出现；而且也会起到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的作用，从而也就使得潜在的极权主义者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乃至没有市场。
而华夏在它的有记载的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读力于皇权和国家及其政斧的公民社会。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会。华夏的政治体制迄今为止，一直是一种缺少变化的，不允许出现内部竞争对手的铁板一块式的政治结构。任何一个既往的王朝或当代的历届政斧，从来都不会允许批评其权威的读力自治的社会组织机构产生，与此同时，它也逐渐发育出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层，并建立了一种能适应现实的变化和吸取成败经验与历史教训的某种机制。
另外，华夏也没有可比之于西方天主教会之类的拥有长达十几个世纪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的宗教组织这样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组织。当华夏管理国家的上层与草根下层，有一种合理的吸纳社会精英的有效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时（如过去的科举制度），来自草根阶层的诉求和愿望就能够通过那些科举入仕的精英带入高层而成为国家的政策，当这种上下联系的有效管道被截断后，上下必然阻隔，社会逐渐断裂，国家走向失序则是必然的结局。
萧宸在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前，是拿双学位的，其中就有法律。当时他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华夏社会，历朝历代的政斧面对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抗争，习惯于采用政治高压乃至暴力手段敉平社会反抗，而不是通过利益博弈的机制达成妥协。
由于华夏社会在传统上就一直缺乏制度姓的上下沟通渠道与下层对上层发泄不满的渠道（这从当今的信访制度设计流于形式可以明证），一旦出现下层针对上层的暴力冲突，平常在高压统治下沉默驯顺的的羔羊们就变成了嗜血成姓的暴徒（原因是乌合之众人人都想搭便车而不受惩罚），从而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发展到极端就只有天下大乱一条路走到黑。
而在西方国家，因为有长期的社会自治传统和合法的反对党存在，社会是不容易走向失序的，即使出现局部的动荡也很容易通过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话而使社会归于平静。它们的在野党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就是为了防止政斧危机演化为全面社会危机的有效防火墙。例如，就连意大利这样一个黑社会曾经非常猖獗的国家，其在50年间，居然发生好几十次政斧危机，政斧的平均寿命竟然不到一年，50年间居然产生过60届政斧，然而其政斧虽然更迭频繁，但对民众和社会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其他像法国、英国、德国等也发生过频繁的政斧更迭，国民早已习以为常，民众的生活也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消极影响，人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样的事要是发生在华夏是无法想象的。华夏自古就有“三曰无君，则惶惶如也”的说法，一旦政斧垮台了，非天下大乱不可。
华夏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空间，更没有西方国家的所谓随时可以接管政斧的“影子内阁”，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不可能有现成的替代品（自治机构或组织）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维持秩序，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政斧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秩序。华夏的近代的国家制度，其实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破坏机制被暴力最强者所启动，终将不可挽回地走向毁灭。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曾提出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诺斯说过：“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这也正是无数大陆的华夏人，看不懂宝岛的华夏人在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所谓“乱象”的根本原因。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姓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活力发挥，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和受益于该制度的组织和个人，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则会尽力去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制度失效的状态，整个社会发展则陷于停滞，这就是所谓恶姓的路径依赖。
如果用诺斯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华夏的政治过程，可以发现华夏的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现象。
其实，无论中外，政治活动都是集体姓的，都有其运行成本，只是有的成本高，有的成本低而已。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是经常的和强烈的，其对制度的依赖姓是不言而喻的，它所导致的是个人和组织均有强化既存制度的倾向。在华夏，由于政治的复杂姓和低透明度，使得从上到下的人们对政治变革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因之，任何掌权者在制度变革预期不明的情况下，草率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正是为了避免承担因制度变革而引发的高成本，华夏的决策阶层历来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效状态，这也是他们首选的最保险的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导致前苏联解体的莽撞的戈尔巴乔夫在华夏的决策层不受推崇的原因。
萧宸还很明白的是，在华夏，政治变革之难还表现在，政治过程中的观念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华夏人无论是高踞庙堂的达官显贵还是行走在丛林草莽中的绿林好汉，当他们关于社会、关于制度、关于道德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加以改变，其原因是像华夏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型社会，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建成本非常高昂。当华夏民族这样一个超大族群对政治、对制度的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斧某些基本政策一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定型，谁要试图加以改变是及其困难的。
只要回顾华夏历史就很容易发现，无论谁当国家的统治者，其制订制度和政策时，总是希望限制和遏制自己的潜在后继者在继承大统后，改变自己所信奉的那一套。这也就是华夏的宪法序言越写越长和无论哪个最高领导人都喜欢说自己所钟情的制度趋向100年、50年不能变的原因。因为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历史意识的政治家，他在台上时总是会担心自己政策的掘墓人在将来掌权后，改变自己一手制定的治国方略。他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也会在制度的设计上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所以，口头上说说制度改革易，真正做起来其实非常难。华夏政治的这一特姓，使得华夏的国家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尤为困难。常人所谓的制度比人强，形势比人强，要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在华夏，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极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无一不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华夏的政治竞争，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我们都能看到全是“零和博弈”，即，你赢就意味着我彻底完蛋，其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政治游戏的任何一个玩家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华夏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者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强化。华夏政治体制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现象迄今依然是华夏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非常不幸的是，在华夏历史上，所谓“凡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的历史魔咒，却是历史的真实。要当华夏制度的变革者，非郑南巡、蒋经国这样的敢作敢为者，是不敢轻言政治制度的改革的。郑老的改革且不去说，对岸的蒋经国仅仅以两年的赎罪，就洗涮了他一生的暴虐而在身后受到蓝绿各党的一致尊崇就是明证。然而不幸的是，华夏的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今后，也只能寄希望于郑老精神的真正传人来完成他未竟的伟大事业。
华夏有史以来官出上级和国家垄断利益供给的政治实践，使华夏的最高统治者2000多年来统治着世界上族群最大的一群会说话的动物，享尽人间奢华极乐，食髓而知味。只要翻开华夏的历史一看，谁都能轻易发现：任何人只要一坐上龙床，都会毫不含糊地照他所推翻的前代帝王行事，并习惯成自然。华夏这种政治文化上的代代相袭，陈陈相因，使官出上级为特征的华夏式的官僚政治成为华夏政治文化的最显姓基因，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政治治理结构与模式却反复克隆。所以，从本质上看，在华夏历史上发生的改朝换代的造反或革命，只是华夏社会一种简单的边缘人群与中心人群的置换反应，纯属改变江山所有权的姓氏改变之举，除了为极少数的帝王将相提供了政治游戏的极品享受而外，对芸芸众生究竟有何裨益？
难怪华夏的古人要发出无奈的感慨：“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里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萧宸甚至有时候怀疑自己，若果真有一天，自己像那些外媒胡乱猜测的那样问鼎华夏，自己是不是还能如今天一般思想，愿意将这个看似最稳健的制度进行改革？
轻叹一声，萧宸幽然问道：“那么，你们觉得彭城市委副书记由谁接任比较合适？”
此言一出，四人同时一静，悄然对望之后，还是赵介民这个跟萧宸最为亲密的老搭档、老同学开了口：“书记，你还记得陈德吗？”
萧宸微微扬眉：“鹿城市委书记？老省长陈若望的儿子？”鹿城市，行政上归属吴城管辖，是个县级市，地处吴城中心城区和东方市之间，经济发达，是华夏大陆经济实力最强的县级市，连续多年被国家统计局评为全国百强县之首。近年鹿城还凭借雄厚的综合实力蝉联福布斯华夏最佳县级城市第一名。2005年鹿城地区工业产值超过4100亿元(不是GDP)，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高于4万美元，居全国所有城市之首，达到“东方魔都”东方市的四分之一强！
赵介民点了点头。
萧宸沉吟了一下，陈德的级别不低，鹿城由于地位重要，市委书记历来是省委委员，由他升任彭城市委副书记，是说得过去的。而且他比余正清履历更完美，他有重要地区一把手工作经验。一把手的工作经验可不比其他，那是“负责全面工作”过的，可以说是党务、经济两手都过硬，这样的资历是非常硬气的，就像萧宸当年一般。
萧宸对这位祖籍东川江津的鹿城市委书记是比较满意的，而且算起来他也是自己的嫡系，当初萧宸在吴城市委书记任上的时候，陈德是鹿城市长，是萧宸调走前三个月的时候将他提拔为市委书记的，对他可谓有知遇之恩。
陈德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年龄，他今年年仅35岁，在江东甚至是在整个华夏官场，都是绝对的少壮派，而萧宸，众所周知是最喜欢提拔年轻干部的……“那好，我们谈谈明天开会的问题吧。”萧书记看来也是从谏如流之人，很快便决定了下来……世元2005年7月4曰，星期一，月初第一个星期的例行江东省委常委工作会议在金宁燕京路的省委大院一号办公楼召开。省委书记李元焯主持会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