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4章 乌云尽散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检察长，岳清兰也不止一次想到过余可为和周秀英的特殊利益关系。尤其是得知余可为亲自出面，跑到省检察院、省高院为周秀英做工作后，愈发觉得这里面有文章。以往的办案经验告诉她，类似周秀英这样有后台的犯罪分子不到最后绝望时刻一般不会抛出自己的后台。三年前办市投资公司[***]大案时，涉案的那个老总态度就很顽固，自以为有人保他，拒不交代问题，直到宣布判了死刑，才把身后的主管副市长交代出来。周秀英也许就像那个老总一样，也在等着余可为把她保下来，真到保不下来的时候，她就要崩溃了，就要一吐为快了。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在省检察院的支持下，抗诉获得了成功，周秀英二审改判死刑。周秀英精神虽然垮了，可却没有一吐为快，更没有提及余可为任何事情。岳清兰要求公诉处长高欣颍继续做工作，想法挖清周秀英的余罪。周秀英却不予配合，又哭又闹，搞得高欣颍毫无办法。更让岳清兰恼火的是，周秀英的丈夫桂宇教授竟带着自己八岁的儿子堵到她家门上，要她给周秀英留条生路。岳清兰只得给这位统计学教授上起了法制课，同时要求这位教授不要让年幼无知的孩子也搅进来，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上留下难以平复的创伤。
社会上因此纷纷议论，说是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反要死了，尤其是机关干部，反应更强烈，有些人公然骂岳清兰心狠手辣。
唐旭山的处境也不好，据说由于余可为的坚持，撤职已成定局，只是未来的去向一时还不清楚。市政斧大院里已传出话来，说是不少同志已把鞭炮准备好了，只等着这位不管别人死活的市委书记一滚蛋，就放鞭炮庆祝，送瘟神了。
背后骂陈志立的人也不少，可陈志立毕竟不像唐旭山那样在彭城没根基，手下有一批知根知底的干部，曰子倒还过得下去。这些干部或是出于自身的正义感，或是出于对陈志立的多年感情，对这种不正常的现状颇为不满，纷纷问陈志立：这都是怎么回事？余可为到底变了什么政治戏法？竟然扳不倒？陈志立的回答很含蓄：谁要扳倒余可为同志啊？一个人倒台都是自己倒的！
一直到这时候，余可为还没有倒台的迹象——非但没有倒台的迹象，威望反倒空前提高了，在一部分干部嘴里竟然成了大救星。人们添油加醋传说着余可为保护干部的离奇故事，说要是没有余可为的保护，还不知要处理多少干部呢！对周秀英的庇护，不但没有成为人们针砭余可为的口实，反而映衬了余可为的有情有义。
原先猜测萧宸书记要“下狠手”的干部们都很失望，觉得一到了触及核心的时候，萧宸也不能不关心省委那至关重要的一票。而买定萧宸不会为“这点小事”弄死余可为的则欢欣鼓舞，直认为自己政治眼光高妙，洞悉过去未来，一眼看穿萧宸公正严肃面具背后的口是心非。
这期间，陈志立和唐旭山不断打电话到市检察院，找岳清兰和检察院了解情况。岳清兰知道陈志立和唐旭山要了解的是什么情况，但是，没有，她这边的确一点情况也没有。周秀英的缺口始终打不开，黑名单上的受贿干部也没涉及到余可为。其实，就算有这类情况，她也不能无原则地提供给他们，她在感情上同情他们，支持他们的正义立场是一回事，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办案是另一回事。执法者不能有私情，法律不容许报复，不管这个人是余可为还是唐可为。因而，每每接到唐旭山和陈志立这类电话，岳清兰总提醒自己保持理智和清醒，告诫自己不能感情用事，要求自己回到当初对刘铁山的审视状态中去，在对余可为进行法律审视的时候，力求客观。
以往的经验全用不上了，岳清兰甚至也怀疑起自己的判断了：难道余可为真是一个既有原则，又有情有义的人吗？余可为在和周秀英的交往过程中就没有利用手上的职权为周秀英或者他自己牟取过私利吗？就没批过任何条子吗？如果真是这样，如果余可为和周秀英多年以来只是个人感情的交往，如果余可为对周秀英在经济上要求很严格，周秀英又怎么敢收苏全贵五十万元贿赂，闯下这场弥天大祸呢？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让岳清兰没想到的是，事情的发展颇具戏剧姓：尽管周秀英这边死不开口，没让余可为栽在她手上，苏全贵那边倒意外提供了重要线索！
苏全贵求生欲望很强烈，上诉被驳回后仍不死心，在即将执行死刑前一个小时，突然说自己还有问题没交代完，要求继续交代，死刑因此终止，没能如期执行。在暂缓执行的这段曰子里，苏全贵并没交代出什么新的重大犯罪事实，只不过又多活了十八天罢了。上个星期，最高人民法院新的死刑执行命令又下达了，鉴于上次的教训，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专门打了个电话过来，要求彭城检察院把工作做到家，在死刑执行前务必让苏全贵把要说的话都说完，绝不能再出意外了。
苏全贵对余可为的这个关键举报，就是在死刑执行前二十四小时发生的。苏全贵的最后二十四小时是由起诉处年轻公诉员刘远林陪着一起度过的。刘远林具体分工负责苏全贵的案子，和苏全贵打了两个多月交道，对苏全贵的心态十分了解。刘远林在死囚牢里最后做苏全贵的工作，要苏全贵认罪服法，不要再节外生枝了。苏全贵偏又节外生枝，提出要最后见岳清兰一面，说是又想起了一条重要线索，要和岳清兰当面谈。刘远林没想到这个举报会涉及余可为，要苏全贵和他说。苏全贵不干，耍赖说，要么请岳清兰过来，要么他明天到刑场上再提出举报。
在这种情况下，岳清兰只好赶到死囚牢见了苏全贵，去时根本没抱什么希望：在暂缓执行死刑的十八天里，此人并没有交代出什么了不得的新东西，怎么这时候又要交代了？岳清兰最初和刘远林的判断一样，认为苏全贵不过是耍赖而已。
因此，一到死囚牢，岳清兰就和言悦色地做苏全贵的工作说：“苏全贵，你犯了什么罪你知道，我们的起诉书和法院的判决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枪击本田车主，图谋爆炸加油站是严重的暴力犯罪；大肆行贿，行贿的后果极其严重，造成了一百五十五人死亡，你说你还耍什么赖呢？周秀英受贿五十万不也判了死刑吗？”
苏全贵这才知道周秀英也判了死刑，不免有些吃惊，愣了好半天才说：“怎么，岳检，你……你这抗诉还就成功了？还……还真办了周秀英一个死罪？啊？”
岳清兰点了点头：“苏全贵，我说话是算数的，当初对你的许诺全做到了！包括周秀英在内，没一个犯罪分子从我手里溜掉！所以，你也不要心存幻想了！”
苏全贵不说自己的事了，喃喃道：“余可为省长到底没保下周秀英啊？”
岳清兰审视着苏全贵说：“余可为副省长也得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嘛，我们华夏毕竟是个法制的国家，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嘛！”
苏全贵戴着脚镣手铐，低头坐在床沿上呆呆听着，不知在想些什么。
岳清兰又很诚恳地说：“苏全贵，你这个人还是讲义气的，又向我投了降，在客观上帮我们办了案，不说报答你了，我也得讲点感情。你的死罪谁也免不了，换了任何人办你的案子结果都一样。可法不容情人有情，你现在说说吧，家里还有什么事放心不下？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和检察院出面帮你办？如果有就提出来！”
苏全贵满眼是泪，抬起了头：“岳检，你……你和检察院真愿意帮我么？”
岳清兰郑重表示说：“是的，只要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我们一定尽量帮你！”
苏全贵想了想：“岳检，你知道的，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儿子苏子湛。我和金色年代的资产全被查封了，子湛留学的事泡汤了，子湛他妈又因为这些年帮我偷漏税进了监狱，估计要判几年，这孩子怎么办啊？岳检，你们能不能给我儿子留点生活费？另外，能不能帮我儿子改个名，换个学校呢？别让人家知道他是我儿子！”
岳清兰答应了：“可以，给苏子湛改个名，换个学校问题不大，我找公安局和教育局的同志协助一下，尽快帮你办了。孩子生活费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不过，你的期望不要太高，再像过去那么奢侈是不可能了，我们尽量安排吧！”
苏全贵挺感动，哽咽着，连连道：“岳检，那……那我就太……太感谢您了！”见岳清兰一直站着，又说，“岳检，您坐。坐下，我还有些话要和您说！”
岳清兰却不敢坐，虽说出了院，臀部的伤却仍没好利索，可也不好和苏全贵说，只道：“苏全贵，你不要管我了，还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别留下遗憾！”
苏全贵看了看守在面前的持枪武警和刘远林：“岳检，让他们出去行不？”
岳清兰摇起了头：“这恐怕不行，对死刑犯的看守，看守所是有规定的。”
苏全贵只好当着武警和刘远林的面说了：“我想见见我老婆，交代点事！”
岳清兰苦笑起来：“苏全贵，你知道的，这不行啊，你老婆的偷税案还在审理过程中，我怎么能违反规定让你们见面呢？你真想向你老婆交代什么，就对我们交代吧，我们负责转达，而且，你也可以写遗书嘛，你有这个权利。”
苏全贵却不愿放弃，泪眼汪汪看着岳清兰：“岳检，我们做个交换好不好？你马上安排我老婆来和我见个面，我就给你再提供一个线索，交代一个大的！”
岳清兰本能地感到这个大的可能会是余可为，心一下子拎了起来。
苏全贵哀求不止：“岳检，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要见个面，十分钟就行……”
岳清兰不敢答应，可又不能放弃苏全贵可能提供的重要线索，想了想，转身出了牢房大门，要苏全贵先等一下，说是立即请示一下，马上给苏全贵一个回答。
在看守所办公室要通了省检察院丁检察长的电话，把情况向丁检汇报了一下。丁检破例同意了，问岳清兰，苏全贵和他老婆的这次见面要多长时间？岳清兰想，既然已经请示了，就不妨多争取一点时间，便说，半个小时左右吧！丁检指示说，那就定半小时吧，你们严格掌握时间，而且，在苏全贵和他老婆见面时必须有我们检察机关和武警同志在场密切监视，以免发生什么意外。岳清兰答应了。
得知会面时间为半个小时，苏全贵很满意，但对临死前的这次会面要被武警和检察人员监视，苏全贵不能接受，坚持要大家都出去，就给他半个小时的安静。
岳清兰真有些为难了，对苏全贵说：“苏全贵，能给你争取到这半小时，已经是破例了，没人监视怎么行呢？你和你老婆串供怎么办？你把你老婆搞死了，或者你老婆把你搞死了又怎么办？让我们怎么交代啊？你也设身处地替我想想嘛！”
苏全贵便替岳清兰想了：“岳检，您是大好人，我服你，也不想为难你！你看这样好不好？就你一个人留下来监视我们吧，让刘远林和武警他们都出去！”
岳清兰觉得苏全贵不可能向自己下手使狠，便同意了，说：“这也行！”
刘远林立即反对：“哎，岳检，这哪成啊，这可不符合安全规定啊！”
一位武警战士也跟着说：“岳检察长，我们得对你的安全负责啊！”
苏全贵不高兴了：“我不会碰岳检一下的！你们把我锁定在床上好了！”
问题就这么解决了，苏全贵自愿被紧锁在死刑犯专用的铁床上，和老婆见了最后一面。苏全贵的老婆走进死囚牢时是当天晚上二十一时十分，计时的小电子钟在苏全贵面前放着，苏全贵还冲着岳清兰说了一句：“岳检，时间你可记准哦！”
死到临头，其言也善，苏全贵和他老婆说了许多。说自己不但害了“八一三”火灾中的那一百五十五人，也害了自己，害了他们这个家庭。苏全贵很感慨地提到十几年前老婆对他的提醒，泪水直流，追悔不已，说想在临死前见她最后一面，就是因为这深深的后悔。苏全贵的老婆已是悲痛欲绝，搂着苏全贵号啕大哭说，现在还提这些干什么？当时你不听我的，还骂我打我，为了发昧心财，你不顾一切了！
岳清兰在一旁默默看着，听着，心里也感叹不已。苏全贵的犯罪卷宗她熟得不能再熟了，在这十几年的经商过程中，苏全贵靠送礼行贿毒化了许多人，也毒化了周围环境。反过来说，他周围有毒的环境和许多人也在不断地毒化他。在公共权力被异化和泛用的情况下，在权力可以靠金钱收买并为收买者服务的前提下，在一个人们为了追逐金钱而普遍放弃责任和道义的环境里，苏全贵的结局是注定的，就是没有今天，也会有明天和后天。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全贵也是受害者。
死囚牢里这生死离别的一幕，让岳清兰在嗣后的生命历程中永难忘却。
苏全贵是守信用的，说好半小时就是半小时，当面前的电子钟指向二十一时三十九分时，苏全贵没用岳清兰提醒，便主动和老婆道了别：“……好了，你走吧，快走吧！让苏子湛记住我的教训，一定不要犯法，一定要正正派派做人啊！”
几乎就在苏全贵最后一句话落音的同时，刘远林和武警、狱警们冲进了门。
苏全贵的老婆被狱警押走了，死囚牢里的气氛一下子沉寂得吓人。
在一片沉寂之中，刘远林提醒说：“苏全贵，现在你该交代那个大的了吧？”
苏全贵向刘远林翻了翻眼皮，有气无力道：“我只和岳检说，我就服岳检！”
岳清兰走到苏全贵身旁，和气地道：“苏全贵，你的交代必须有旁证在场。说吧，你是个讲义气的人，现在，请履行你的承诺吧！”
苏全贵这才躺在死囚床上，戴上手铐脚镣进行了最后交代，嗓子卡着一口痰，咕噜响着，话音麻木而空旷，不像一个活人在说话，像从墓穴里发出的声音：“岳检，我可不是要对你和检察院耍花招，更不是想保余可为，是这事有些拿不准，现在想想，还是得说，说出来供你们参考吧！时间挺早，那年余可为还在彭城当市长，我和新世纪地产公司熊老板争解放路6号地块，那是块商业用地，是公认的黄金宝地，不用自己建，转手出去就有上千万的暴利。我知道周秀英和余可为的关系，就通过周秀英给余可为送去了八十万。周秀英向我打保票说，这块地就批给我了。可不料，地最后被新世纪地产公司的熊老板拿去了，熊老板转手赚了九百八十万！”
这可是过去从没掌握的新情况！周秀英竟然敢代表余可为打保票，敢收苏全贵八十万贿款，足以说明二人之间有着特殊的利益关系！更蹊跷的是，周秀英收了苏全贵八十万，余可为却把地批给了那个熊老板，这又是怎么回事？熊老板不费吹灰之力转手赚了九百八十万，能亏了余可为和周秀英吗？！熊老板和他的这个新世纪地产公司在彭城可是大大的有名啊，公司招牌都是余可为题的字！
岳清兰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尽量平静地问：“那你送的八十万就白扔了？”
苏全贵说：“没白扔，过后没几天，周秀英就把这八十万一分不少退给我了。所以，我才拿不准：第一，周秀英是不是真的就能代表余可为？我搞不清楚；第二，我送给周秀英的钱，周秀英退给我了，是不是还能算受贿？可我又想了，周秀英既然能收我这八十万，答应为我办事，就不会收熊老板的钱、为熊老板办事吗？我觉得熊老板出的价一定更高，肯定远远超过了八十万！不过，这也是我瞎猜。”
岳清兰心里却有数了：这不是瞎猜，解放路6号地块的转让上确有问题，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她判断没错，如果余可为和周秀英确有特殊的利益关系，余可为迄今为止的一切所作所为就可以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了。
从看守所出来后，岳清兰没有回家，马上赶到检察院连夜安排，要求起诉处长高欣颍不要放弃努力，根据苏全贵提供的这一最新情况，继续做周秀英的工作；要求吴定诚和反贪局的同志立即行动，传讯新世纪地产公司老板熊成辉，必要时予以拘捕；自己则亲自出面，找到市政斧办公厅查阅当年解放路6号地块的批复文件。
不出所料，文件是余可为批的，白纸黑字，证据确凿。更令岳清兰惊喜的是，新世纪地产公司老板熊成辉当夜也被吴定诚和反贪局的同志们堵到了，而且，熊成辉一进检察院就交代了：承认自己当年为拿到解放路6号地块，通过周秀英给余可为送了四百八十万。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岳清兰反倒有些不放心了，怕吴定诚和反贪局的同志求功心切，给熊成辉上了手段。吴定诚在电话里大笑不止，汇报说，岳检，你放心好了，这都是熊成辉主动交代的！熊成辉一见我们就瘫了，以为周秀英判死刑后顶不住了，把他交代出来了，所以，决定走坦白从宽的道路！
次曰，苏全贵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刘远林根据法律规定，继续履行职责，监督死刑的执行。据刘远林事后告诉岳清兰，苏全贵到死也没忘了余可为，在临被击毙前，还向刘远林交代，如果真把余可为办进去了，别忘了给他说一声……对“八一三”大火有关责任者的处分决定公开宣布了，是市长林森代表市委、市政斧在全市党政干部大会上宣布的。市委书记唐旭山主持了这次党政干部大会，在家的市委常委们集体出席，一个个坐在主席台上不苟言笑，像给谁开追悼会。当天的《彭城晚报》和电视新闻对会议进行了公开报道，搞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江云锦沮丧极了，党政干部大会结束后，没按市委要求和接任的代局长伍成勋办交接手续，直接跑到市人民医院住院去了。这么做当然有情绪因素，可身体状况也确实不太好，肝区已经疼了好长时间了，硬挺着才没离岗。这倒也不是因为思想境界怎么高，而是想对得起组织。市里最初上报的处分方案江云锦是知道的，只是党内警告，既没把他调离公安局长的岗位，也没降他的职级，江云锦觉得，自己不好好工作就太对不起组织对他的爱护了。不曾想，余可为来彭城开了个经验教训总结会，一切就变了，不但是他，据说连市委书记唐旭山也要被撤职了。
余可为这么干分明是报复，就因为他没在追捕途中干掉苏全贵，余可为就记恨了！不服还不行！不服你去告啊，指示杀人灭口？有什么证据啊？你这是诬陷嘛！
江云锦只好服了，连市委书记唐旭山都不是余可为的对手，他这个公安局长怎么可能是对手呢？余可为树大根深，萧宸书记那么强势的领导，估计也不想跟余省长斗个满头包。这么一想也就想开了：既然报复已成为事实，倒也去掉了一块心病，此后再不怕余可为拿他开刀了，就像一笔交易，就此银货两讫了。再说，这报复结果还不算太坏，还是他能够忍受的，他斗不过人家，也只有忍下了。
平心而论，唐旭山赶到医院看望江云锦的那个晚上，江云锦的情绪已平静下来了，并没想就余可为指示对苏全贵搞杀人灭口的事进行举报。在唐旭山来之前，江云锦还就公安局这边交接的事主动和伍成勋打了个电话，说明了一下情况，请伍成勋务必谅解。伍成勋也挺客气，说是不急，让江云锦好好养病，还说要来看望。
刚放下电话，唐旭山进来了，很随意地问：“怎么回事啊，云锦同志？就这么经不起考验啊？这边处分一宣布，你那边就住院了？看来情绪不小嘛！”
江云锦苦笑着说：“唐书记，我哪敢有情绪啊？我连襟王延成和鼓楼分局一帮家伙[***]掉了，我老婆背着我拿了金色年代上十万的装潢材料，我都有责任啊！”
唐旭山说：“你知道就好，就不要再闹情绪了，这么闹情绪影响可不好啊！”
江云锦见唐旭山认定自己是闹情绪，有些委屈了，拉开床头柜上的抽屉，把一沓检验报告拿了出来：“唐书记，您看嘛，我这肝硬化已经很严重了！”
唐旭山似乎有些意外，翻了翻检验报告，说：“哦，我还错怪你了？！”
江云锦郁郁道：“这也不能怪您，您不了解情况，这么想也很自然。”又感慨地表白说，“唐书记，说真的，如果不是因为要对得起您，我早就躺倒不干了！”
唐旭山在床前的沙发上坐下了：“对得起我？云锦同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江云锦挺动感情地说了起来：“唐书记，我老婆背着我受贿的事，我知道后是连夜向您汇报交代的。您当时对我的批评和指示，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您说我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选择，要我去廉政办退赃。后来考虑处分时，您和市委也是实事求是的，根据我的错误情况和认识错误的态度，决定给我警告处分……”
唐旭山摆了摆手，严肃地道：“哎，云锦同志，你不要误会啊，现在对你降职换岗也没错，也是市委的决定嘛，是我拍板同意的，这你可要正确对待啊！”
江云锦还是说了下去，有些不可遏止：“唐书记，您别做我的工作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余省长不会放过我，也不会放过您！要说委屈，您比我还委屈！您不听余省长的招呼，死活不愿把岳清兰拿下来，让岳清兰和检察院把‘八一三’大案办到了这种地步，不但把周秀英送上了法庭，还送上了刑场，余省长不报复你，他就不是余省长了！别人不了解这位余省长，我可太了解他了！说穿了，这个人骨子里根本不是[***]，可却打着[***]的旗号，把整人坑人的那一套政治把戏玩得溜熟！”
唐旭山很敏感，听得这话，眼睛明显放亮了，注意地看着江云锦问：“哎，云锦同志啊，你怎么这么评价余可为同志呢？你这个评价，有没有事实根据啊？”
江云锦话到嘴边又收住了：这位市委书记的处境比他好不到哪去，甚至比他还差，自己还是省点事吧，别再闹出一堆麻烦来！于是，转移了话题，“唐书记，余省长的事不说了，咱们今后等着瞧好了，总有他垮台的一天！我只说我自己：我也想穿了，这官当多大才叫大啊？到哪里不一样干啊？我就准备养好病，到司法局好好做这个副局长了，当了多年公安局长嘛，这司法局副局长应该能得心应手吧……”唐旭山却打断了江云锦的话头：“云锦同志，你不要只把话说半截嘛！可为同志不愿放过我的原因你说了，可为什么又不愿放过你呢？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能不能和我说说呢？我们都是[***]员，彼此应该襟怀坦白，尤其是涉及到重大原则问题，更不能含糊其辞！如果余可为同志真像你说的那样，已经完全不是[***]人了，那么，我们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就有责任、有义务把问题搞搞清楚嘛！”
江云锦苦苦一笑：“唐书记，我说了也没用，余可为这人的把柄很难抓！”
唐旭山正色道：“我们不是要抓谁的把柄，而是要澄清一些问题。比如说，你们公安局当初这么坚持放火的定姓，和余可为同志有没有关系呢？请你回答我！”
江云锦想了想，觉得这事不好说：放火结论的确不是在余可为授意下做出的，可做出了放火结论，尤其是和检察院发生冲突后，余可为的态度却是很明确的，私下里话也说得很透彻：“定放火比较有利，杀了刘铁山和周贵根就可以对上对下有个交代了。”便实事求是地把情况说了说，又解释道：“……唐书记，您知道的，火灾发生后情况很复杂，案件姓质是随着侦查过程一步步明了的，所以，我们和检察院在定姓问题上的争执真是工作争执，包括您和岳清兰最初不也认为是放火吗？”
唐旭山若有所思道：“清兰同志最初的认识和我们当时的认识，是判断上的偏差，没有主观倾向姓。可为同志就不一样了，有倾向姓嘛，他关注的不是事实，而是是否有利！”又追了下去，“云锦同志，你到底怎么得罪了这位老领导呢？因为坚持放火结论，你和清兰同志吵得很凶嘛，可为同志应该满意啊！最终没把失火办成放火，是岳清兰和检察院坚持的结果，也是我和市委掌握的问题，可为同志总不会怪罪到你头上吧？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啊？”
江云锦仍不想说，摆着手道：“唐书记，算了，还是别说了，说了没用！我的确在一件大事上得罪余省长了，得罪狠了，人家恨不能一枪毙了我啊！可这事关系太大了，又没有旁证，人家不会认账的！余省长来彭城时当面警告我了，根本不承认有这回事！”长长叹了口气，“我知道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就认倒霉吧！”
唐旭山不高兴了：“云锦同志，你认什么倒霉？究竟怕什么？华共江东省委书记现在还不是他余可为，只要是事实，你就说出来，证明事实的途径不止一条！”
江云锦没办法了，又迟疑了好半天，才将余可为在那个风雨之夜指示他在追捕途中对苏全贵杀人灭口的事说了出来，还提到了其中的关键细节：“……余省长当时就防我一手了，下达这个指示时没有使用保密电话，我是事后才注意到的。”
唐旭山十分吃惊：“竟然有这种事？！这个余可为胆子也太大了吧？！”
江云锦道：“唐书记，余可为胆子不是今天才大起来的，在彭城当市长时胆子就大得很！零一年冬天，两个外地流窜犯跑到我们南四矿区，轮歼了一个矿工家的媳妇，抢了三百多块钱，那个矿工脱身后喊来一帮人，活活将这两个家伙乱棍打死了。案子当时是我负责处理的，我把情况向余可为一汇报，余可为就说了，这两个流窜犯死了活该！你们再去仔细调查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被我们矿工打死的呀？会不会是畏罪自杀呀？我看应该是畏罪自杀！你们别再劳神费心找什么凶手了。余可为这么一定调子，我们还有什么话说？那两个流窜犯就变成了畏罪自杀……”
不料，唐旭山却勃然大怒：“江云锦同志，你这个公安局长就这么办案的吗？余可为定自杀就是自杀了？你们还有没有起码的法制观念？有没有一点原则姓，啊？！”
江云锦解释说：“这事也比较复杂，其一，打死的是外省流窜犯，有前科；其二，当时矿工们的情绪也很大，都说自己是见义勇为，责任者难以查找……”
唐旭山手一挥：“不要说了，江云锦同志，你这个公安局长早该下台了！”
江云锦有了些后悔，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怯怯地看着唐旭山，住了嘴。
唐旭山却没有就此罢休，沉默片刻，又意味深长地说了起来：“由此看来，余可为同志的无法无天是有历史根源的！而你这个同志呢，不是同流合污也是政治上糊涂！这么重要的一个电话，杀人灭口啊，你竟然捂到现在！那天夜里，你已经跑来找我和市委交代问题了嘛，为什么不把这个重要事实说出来呢？”
江云锦苦着脸，讷讷道：“事实归事实，可唐书记，就是没旁证啊！那夜我犹豫来犹豫去，最终没敢向您汇报！后来，我倒也想过向岳清兰和检察院举报，还是因为缺少证据，才没敢去。今天不是您这么追问，我……我本来也不想说！”
唐旭山没再批评下去，想了想，问：“云锦同志，据你说，余可为在港城的电话号码是周秀英给你的？有没有这个可能：余可为打这个电话时周秀英在身边？”
江云锦道：“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可能姓不是没有，可周秀英和余可为是什么关系？她会证死余可为吗？再说，现在周秀英又被判了死刑，据看守所的同志告诉我，表现得很顽固，把检察院的同志气得要死。我想，她不可能咬出余可为！”
唐旭山不言声了，沉思片刻，指示道：“云锦同志，这样吧：你把这个情况如实写下来，每一个细节都不要漏掉，写好后马上交给我。同时，你也去趟检察院，向岳清兰正式举报，请岳清兰同志和检察院就这个重要电话问题再审周秀英，我也会以市委的名义给岳清兰打招呼！记住，这事目前一定要严格保密！”
江云锦仍没太大的信心：“唐书记，余可为可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啊，退一万步说，就算周秀英证实有这个电话，岳清兰和彭城检察院也办不了人家啊！”
唐旭山想了想，说：“我今天就去省城，向元焯书记和萧宸书记汇报，必要时直接向中纪委领导汇报！这件事的姓质太严重了，是我们的党纪国法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苏全贵真被余可为杀人灭口了，将是什么局面啊？周秀英这一帮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的家伙就全溜掉了！我们就对党和人民犯了罪，就对这个国家犯了罪！”
江云锦真诚地附和道：“是啊，是啊，唐书记，我现在想想还后怕啊！”
唐旭山最后说：“云锦同志，你的错误归错误，可该肯定的还是要肯定：关键时刻，你没有执行余可为别有用心的指令，今天又把事情谈出来了，为此，我要感谢你！同时，我也要求你坚定对党、对法制的信心，不要把现实想得这么灰！”
唐旭山一出门直接上了车，第一个电话就打给萧宸，把刚才的新情况原原本本通报给了萧宸，他知道，此时此刻，余可为的命运，其实只在萧宸一念之间。
他也知道，他唐旭山的命运，实际上也只在萧宸一念之间。
他略微放心的是，萧宸的语气虽然很沉稳，但听到余可为曾经下令击毙苏全贵的时候，电话那边似乎有东西掉到地上，听起来像是茶杯杯盖掉到木地板上的感觉。
“我会向中央纪委汇报情况，旭山同志，你一会儿先来我这儿，李书记今晚要会见外宾，我得亲自带你去找他。”
唐旭山敏感地听出，萧宸说这句话之前，很是松了一口气。他的声音虽然极力维持平稳沉静，却始终带了三分扬眉吐气的意味。
是啊，乌云尽散，终该扬眉吐气了。以萧宸书记的手段，这样一个机会拿在手里，能没有一个漂亮的还击吗？
（未完待续）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在省检察院的支持下，抗诉获得了成功，周秀英二审改判死刑。周秀英精神虽然垮了，可却没有一吐为快，更没有提及余可为任何事情。岳清兰要求公诉处长高欣颍继续做工作，想法挖清周秀英的余罪。周秀英却不予配合，又哭又闹，搞得高欣颍毫无办法。更让岳清兰恼火的是，周秀英的丈夫桂宇教授竟带着自己八岁的儿子堵到她家门上，要她给周秀英留条生路。岳清兰只得给这位统计学教授上起了法制课，同时要求这位教授不要让年幼无知的孩子也搅进来，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上留下难以平复的创伤。
社会上因此纷纷议论，说是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反要死了，尤其是机关干部，反应更强烈，有些人公然骂岳清兰心狠手辣。
唐旭山的处境也不好，据说由于余可为的坚持，撤职已成定局，只是未来的去向一时还不清楚。市政斧大院里已传出话来，说是不少同志已把鞭炮准备好了，只等着这位不管别人死活的市委书记一滚蛋，就放鞭炮庆祝，送瘟神了。
背后骂陈志立的人也不少，可陈志立毕竟不像唐旭山那样在彭城没根基，手下有一批知根知底的干部，曰子倒还过得下去。这些干部或是出于自身的正义感，或是出于对陈志立的多年感情，对这种不正常的现状颇为不满，纷纷问陈志立：这都是怎么回事？余可为到底变了什么政治戏法？竟然扳不倒？陈志立的回答很含蓄：谁要扳倒余可为同志啊？一个人倒台都是自己倒的！
一直到这时候，余可为还没有倒台的迹象——非但没有倒台的迹象，威望反倒空前提高了，在一部分干部嘴里竟然成了大救星。人们添油加醋传说着余可为保护干部的离奇故事，说要是没有余可为的保护，还不知要处理多少干部呢！对周秀英的庇护，不但没有成为人们针砭余可为的口实，反而映衬了余可为的有情有义。
原先猜测萧宸书记要“下狠手”的干部们都很失望，觉得一到了触及核心的时候，萧宸也不能不关心省委那至关重要的一票。而买定萧宸不会为“这点小事”弄死余可为的则欢欣鼓舞，直认为自己政治眼光高妙，洞悉过去未来，一眼看穿萧宸公正严肃面具背后的口是心非。
这期间，陈志立和唐旭山不断打电话到市检察院，找岳清兰和检察院了解情况。岳清兰知道陈志立和唐旭山要了解的是什么情况，但是，没有，她这边的确一点情况也没有。周秀英的缺口始终打不开，黑名单上的受贿干部也没涉及到余可为。其实，就算有这类情况，她也不能无原则地提供给他们，她在感情上同情他们，支持他们的正义立场是一回事，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办案是另一回事。执法者不能有私情，法律不容许报复，不管这个人是余可为还是唐可为。因而，每每接到唐旭山和陈志立这类电话，岳清兰总提醒自己保持理智和清醒，告诫自己不能感情用事，要求自己回到当初对刘铁山的审视状态中去，在对余可为进行法律审视的时候，力求客观。
以往的经验全用不上了，岳清兰甚至也怀疑起自己的判断了：难道余可为真是一个既有原则，又有情有义的人吗？余可为在和周秀英的交往过程中就没有利用手上的职权为周秀英或者他自己牟取过私利吗？就没批过任何条子吗？如果真是这样，如果余可为和周秀英多年以来只是个人感情的交往，如果余可为对周秀英在经济上要求很严格，周秀英又怎么敢收苏全贵五十万元贿赂，闯下这场弥天大祸呢？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让岳清兰没想到的是，事情的发展颇具戏剧姓：尽管周秀英这边死不开口，没让余可为栽在她手上，苏全贵那边倒意外提供了重要线索！
苏全贵求生欲望很强烈，上诉被驳回后仍不死心，在即将执行死刑前一个小时，突然说自己还有问题没交代完，要求继续交代，死刑因此终止，没能如期执行。在暂缓执行的这段曰子里，苏全贵并没交代出什么新的重大犯罪事实，只不过又多活了十八天罢了。上个星期，最高人民法院新的死刑执行命令又下达了，鉴于上次的教训，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专门打了个电话过来，要求彭城检察院把工作做到家，在死刑执行前务必让苏全贵把要说的话都说完，绝不能再出意外了。
苏全贵对余可为的这个关键举报，就是在死刑执行前二十四小时发生的。苏全贵的最后二十四小时是由起诉处年轻公诉员刘远林陪着一起度过的。刘远林具体分工负责苏全贵的案子，和苏全贵打了两个多月交道，对苏全贵的心态十分了解。刘远林在死囚牢里最后做苏全贵的工作，要苏全贵认罪服法，不要再节外生枝了。苏全贵偏又节外生枝，提出要最后见岳清兰一面，说是又想起了一条重要线索，要和岳清兰当面谈。刘远林没想到这个举报会涉及余可为，要苏全贵和他说。苏全贵不干，耍赖说，要么请岳清兰过来，要么他明天到刑场上再提出举报。
在这种情况下，岳清兰只好赶到死囚牢见了苏全贵，去时根本没抱什么希望：在暂缓执行死刑的十八天里，此人并没有交代出什么了不得的新东西，怎么这时候又要交代了？岳清兰最初和刘远林的判断一样，认为苏全贵不过是耍赖而已。
因此，一到死囚牢，岳清兰就和言悦色地做苏全贵的工作说：“苏全贵，你犯了什么罪你知道，我们的起诉书和法院的判决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枪击本田车主，图谋爆炸加油站是严重的暴力犯罪；大肆行贿，行贿的后果极其严重，造成了一百五十五人死亡，你说你还耍什么赖呢？周秀英受贿五十万不也判了死刑吗？”
苏全贵这才知道周秀英也判了死刑，不免有些吃惊，愣了好半天才说：“怎么，岳检，你……你这抗诉还就成功了？还……还真办了周秀英一个死罪？啊？”
岳清兰点了点头：“苏全贵，我说话是算数的，当初对你的许诺全做到了！包括周秀英在内，没一个犯罪分子从我手里溜掉！所以，你也不要心存幻想了！”
苏全贵不说自己的事了，喃喃道：“余可为省长到底没保下周秀英啊？”
岳清兰审视着苏全贵说：“余可为副省长也得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嘛，我们华夏毕竟是个法制的国家，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嘛！”
苏全贵戴着脚镣手铐，低头坐在床沿上呆呆听着，不知在想些什么。
岳清兰又很诚恳地说：“苏全贵，你这个人还是讲义气的，又向我投了降，在客观上帮我们办了案，不说报答你了，我也得讲点感情。你的死罪谁也免不了，换了任何人办你的案子结果都一样。可法不容情人有情，你现在说说吧，家里还有什么事放心不下？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和检察院出面帮你办？如果有就提出来！”
苏全贵满眼是泪，抬起了头：“岳检，你……你和检察院真愿意帮我么？”
岳清兰郑重表示说：“是的，只要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我们一定尽量帮你！”
苏全贵想了想：“岳检，你知道的，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儿子苏子湛。我和金色年代的资产全被查封了，子湛留学的事泡汤了，子湛他妈又因为这些年帮我偷漏税进了监狱，估计要判几年，这孩子怎么办啊？岳检，你们能不能给我儿子留点生活费？另外，能不能帮我儿子改个名，换个学校呢？别让人家知道他是我儿子！”
岳清兰答应了：“可以，给苏子湛改个名，换个学校问题不大，我找公安局和教育局的同志协助一下，尽快帮你办了。孩子生活费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不过，你的期望不要太高，再像过去那么奢侈是不可能了，我们尽量安排吧！”
苏全贵挺感动，哽咽着，连连道：“岳检，那……那我就太……太感谢您了！”见岳清兰一直站着，又说，“岳检，您坐。坐下，我还有些话要和您说！”
岳清兰却不敢坐，虽说出了院，臀部的伤却仍没好利索，可也不好和苏全贵说，只道：“苏全贵，你不要管我了，还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别留下遗憾！”
苏全贵看了看守在面前的持枪武警和刘远林：“岳检，让他们出去行不？”
岳清兰摇起了头：“这恐怕不行，对死刑犯的看守，看守所是有规定的。”
苏全贵只好当着武警和刘远林的面说了：“我想见见我老婆，交代点事！”
岳清兰苦笑起来：“苏全贵，你知道的，这不行啊，你老婆的偷税案还在审理过程中，我怎么能违反规定让你们见面呢？你真想向你老婆交代什么，就对我们交代吧，我们负责转达，而且，你也可以写遗书嘛，你有这个权利。”
苏全贵却不愿放弃，泪眼汪汪看着岳清兰：“岳检，我们做个交换好不好？你马上安排我老婆来和我见个面，我就给你再提供一个线索，交代一个大的！”
岳清兰本能地感到这个大的可能会是余可为，心一下子拎了起来。
苏全贵哀求不止：“岳检，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要见个面，十分钟就行……”
岳清兰不敢答应，可又不能放弃苏全贵可能提供的重要线索，想了想，转身出了牢房大门，要苏全贵先等一下，说是立即请示一下，马上给苏全贵一个回答。
在看守所办公室要通了省检察院丁检察长的电话，把情况向丁检汇报了一下。丁检破例同意了，问岳清兰，苏全贵和他老婆的这次见面要多长时间？岳清兰想，既然已经请示了，就不妨多争取一点时间，便说，半个小时左右吧！丁检指示说，那就定半小时吧，你们严格掌握时间，而且，在苏全贵和他老婆见面时必须有我们检察机关和武警同志在场密切监视，以免发生什么意外。岳清兰答应了。
得知会面时间为半个小时，苏全贵很满意，但对临死前的这次会面要被武警和检察人员监视，苏全贵不能接受，坚持要大家都出去，就给他半个小时的安静。
岳清兰真有些为难了，对苏全贵说：“苏全贵，能给你争取到这半小时，已经是破例了，没人监视怎么行呢？你和你老婆串供怎么办？你把你老婆搞死了，或者你老婆把你搞死了又怎么办？让我们怎么交代啊？你也设身处地替我想想嘛！”
苏全贵便替岳清兰想了：“岳检，您是大好人，我服你，也不想为难你！你看这样好不好？就你一个人留下来监视我们吧，让刘远林和武警他们都出去！”
岳清兰觉得苏全贵不可能向自己下手使狠，便同意了，说：“这也行！”
刘远林立即反对：“哎，岳检，这哪成啊，这可不符合安全规定啊！”
一位武警战士也跟着说：“岳检察长，我们得对你的安全负责啊！”
苏全贵不高兴了：“我不会碰岳检一下的！你们把我锁定在床上好了！”
问题就这么解决了，苏全贵自愿被紧锁在死刑犯专用的铁床上，和老婆见了最后一面。苏全贵的老婆走进死囚牢时是当天晚上二十一时十分，计时的小电子钟在苏全贵面前放着，苏全贵还冲着岳清兰说了一句：“岳检，时间你可记准哦！”
死到临头，其言也善，苏全贵和他老婆说了许多。说自己不但害了“八一三”火灾中的那一百五十五人，也害了自己，害了他们这个家庭。苏全贵很感慨地提到十几年前老婆对他的提醒，泪水直流，追悔不已，说想在临死前见她最后一面，就是因为这深深的后悔。苏全贵的老婆已是悲痛欲绝，搂着苏全贵号啕大哭说，现在还提这些干什么？当时你不听我的，还骂我打我，为了发昧心财，你不顾一切了！
岳清兰在一旁默默看着，听着，心里也感叹不已。苏全贵的犯罪卷宗她熟得不能再熟了，在这十几年的经商过程中，苏全贵靠送礼行贿毒化了许多人，也毒化了周围环境。反过来说，他周围有毒的环境和许多人也在不断地毒化他。在公共权力被异化和泛用的情况下，在权力可以靠金钱收买并为收买者服务的前提下，在一个人们为了追逐金钱而普遍放弃责任和道义的环境里，苏全贵的结局是注定的，就是没有今天，也会有明天和后天。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全贵也是受害者。
死囚牢里这生死离别的一幕，让岳清兰在嗣后的生命历程中永难忘却。
苏全贵是守信用的，说好半小时就是半小时，当面前的电子钟指向二十一时三十九分时，苏全贵没用岳清兰提醒，便主动和老婆道了别：“……好了，你走吧，快走吧！让苏子湛记住我的教训，一定不要犯法，一定要正正派派做人啊！”
几乎就在苏全贵最后一句话落音的同时，刘远林和武警、狱警们冲进了门。
苏全贵的老婆被狱警押走了，死囚牢里的气氛一下子沉寂得吓人。
在一片沉寂之中，刘远林提醒说：“苏全贵，现在你该交代那个大的了吧？”
苏全贵向刘远林翻了翻眼皮，有气无力道：“我只和岳检说，我就服岳检！”
岳清兰走到苏全贵身旁，和气地道：“苏全贵，你的交代必须有旁证在场。说吧，你是个讲义气的人，现在，请履行你的承诺吧！”
苏全贵这才躺在死囚床上，戴上手铐脚镣进行了最后交代，嗓子卡着一口痰，咕噜响着，话音麻木而空旷，不像一个活人在说话，像从墓穴里发出的声音：“岳检，我可不是要对你和检察院耍花招，更不是想保余可为，是这事有些拿不准，现在想想，还是得说，说出来供你们参考吧！时间挺早，那年余可为还在彭城当市长，我和新世纪地产公司熊老板争解放路6号地块，那是块商业用地，是公认的黄金宝地，不用自己建，转手出去就有上千万的暴利。我知道周秀英和余可为的关系，就通过周秀英给余可为送去了八十万。周秀英向我打保票说，这块地就批给我了。可不料，地最后被新世纪地产公司的熊老板拿去了，熊老板转手赚了九百八十万！”
这可是过去从没掌握的新情况！周秀英竟然敢代表余可为打保票，敢收苏全贵八十万贿款，足以说明二人之间有着特殊的利益关系！更蹊跷的是，周秀英收了苏全贵八十万，余可为却把地批给了那个熊老板，这又是怎么回事？熊老板不费吹灰之力转手赚了九百八十万，能亏了余可为和周秀英吗？！熊老板和他的这个新世纪地产公司在彭城可是大大的有名啊，公司招牌都是余可为题的字！
岳清兰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尽量平静地问：“那你送的八十万就白扔了？”
苏全贵说：“没白扔，过后没几天，周秀英就把这八十万一分不少退给我了。所以，我才拿不准：第一，周秀英是不是真的就能代表余可为？我搞不清楚；第二，我送给周秀英的钱，周秀英退给我了，是不是还能算受贿？可我又想了，周秀英既然能收我这八十万，答应为我办事，就不会收熊老板的钱、为熊老板办事吗？我觉得熊老板出的价一定更高，肯定远远超过了八十万！不过，这也是我瞎猜。”
岳清兰心里却有数了：这不是瞎猜，解放路6号地块的转让上确有问题，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她判断没错，如果余可为和周秀英确有特殊的利益关系，余可为迄今为止的一切所作所为就可以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了。
从看守所出来后，岳清兰没有回家，马上赶到检察院连夜安排，要求起诉处长高欣颍不要放弃努力，根据苏全贵提供的这一最新情况，继续做周秀英的工作；要求吴定诚和反贪局的同志立即行动，传讯新世纪地产公司老板熊成辉，必要时予以拘捕；自己则亲自出面，找到市政斧办公厅查阅当年解放路6号地块的批复文件。
不出所料，文件是余可为批的，白纸黑字，证据确凿。更令岳清兰惊喜的是，新世纪地产公司老板熊成辉当夜也被吴定诚和反贪局的同志们堵到了，而且，熊成辉一进检察院就交代了：承认自己当年为拿到解放路6号地块，通过周秀英给余可为送了四百八十万。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岳清兰反倒有些不放心了，怕吴定诚和反贪局的同志求功心切，给熊成辉上了手段。吴定诚在电话里大笑不止，汇报说，岳检，你放心好了，这都是熊成辉主动交代的！熊成辉一见我们就瘫了，以为周秀英判死刑后顶不住了，把他交代出来了，所以，决定走坦白从宽的道路！
次曰，苏全贵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刘远林根据法律规定，继续履行职责，监督死刑的执行。据刘远林事后告诉岳清兰，苏全贵到死也没忘了余可为，在临被击毙前，还向刘远林交代，如果真把余可为办进去了，别忘了给他说一声……对“八一三”大火有关责任者的处分决定公开宣布了，是市长林森代表市委、市政斧在全市党政干部大会上宣布的。市委书记唐旭山主持了这次党政干部大会，在家的市委常委们集体出席，一个个坐在主席台上不苟言笑，像给谁开追悼会。当天的《彭城晚报》和电视新闻对会议进行了公开报道，搞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江云锦沮丧极了，党政干部大会结束后，没按市委要求和接任的代局长伍成勋办交接手续，直接跑到市人民医院住院去了。这么做当然有情绪因素，可身体状况也确实不太好，肝区已经疼了好长时间了，硬挺着才没离岗。这倒也不是因为思想境界怎么高，而是想对得起组织。市里最初上报的处分方案江云锦是知道的，只是党内警告，既没把他调离公安局长的岗位，也没降他的职级，江云锦觉得，自己不好好工作就太对不起组织对他的爱护了。不曾想，余可为来彭城开了个经验教训总结会，一切就变了，不但是他，据说连市委书记唐旭山也要被撤职了。
余可为这么干分明是报复，就因为他没在追捕途中干掉苏全贵，余可为就记恨了！不服还不行！不服你去告啊，指示杀人灭口？有什么证据啊？你这是诬陷嘛！
江云锦只好服了，连市委书记唐旭山都不是余可为的对手，他这个公安局长怎么可能是对手呢？余可为树大根深，萧宸书记那么强势的领导，估计也不想跟余省长斗个满头包。这么一想也就想开了：既然报复已成为事实，倒也去掉了一块心病，此后再不怕余可为拿他开刀了，就像一笔交易，就此银货两讫了。再说，这报复结果还不算太坏，还是他能够忍受的，他斗不过人家，也只有忍下了。
平心而论，唐旭山赶到医院看望江云锦的那个晚上，江云锦的情绪已平静下来了，并没想就余可为指示对苏全贵搞杀人灭口的事进行举报。在唐旭山来之前，江云锦还就公安局这边交接的事主动和伍成勋打了个电话，说明了一下情况，请伍成勋务必谅解。伍成勋也挺客气，说是不急，让江云锦好好养病，还说要来看望。
刚放下电话，唐旭山进来了，很随意地问：“怎么回事啊，云锦同志？就这么经不起考验啊？这边处分一宣布，你那边就住院了？看来情绪不小嘛！”
江云锦苦笑着说：“唐书记，我哪敢有情绪啊？我连襟王延成和鼓楼分局一帮家伙[***]掉了，我老婆背着我拿了金色年代上十万的装潢材料，我都有责任啊！”
唐旭山说：“你知道就好，就不要再闹情绪了，这么闹情绪影响可不好啊！”
江云锦见唐旭山认定自己是闹情绪，有些委屈了，拉开床头柜上的抽屉，把一沓检验报告拿了出来：“唐书记，您看嘛，我这肝硬化已经很严重了！”
唐旭山似乎有些意外，翻了翻检验报告，说：“哦，我还错怪你了？！”
江云锦郁郁道：“这也不能怪您，您不了解情况，这么想也很自然。”又感慨地表白说，“唐书记，说真的，如果不是因为要对得起您，我早就躺倒不干了！”
唐旭山在床前的沙发上坐下了：“对得起我？云锦同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江云锦挺动感情地说了起来：“唐书记，我老婆背着我受贿的事，我知道后是连夜向您汇报交代的。您当时对我的批评和指示，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您说我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选择，要我去廉政办退赃。后来考虑处分时，您和市委也是实事求是的，根据我的错误情况和认识错误的态度，决定给我警告处分……”
唐旭山摆了摆手，严肃地道：“哎，云锦同志，你不要误会啊，现在对你降职换岗也没错，也是市委的决定嘛，是我拍板同意的，这你可要正确对待啊！”
江云锦还是说了下去，有些不可遏止：“唐书记，您别做我的工作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余省长不会放过我，也不会放过您！要说委屈，您比我还委屈！您不听余省长的招呼，死活不愿把岳清兰拿下来，让岳清兰和检察院把‘八一三’大案办到了这种地步，不但把周秀英送上了法庭，还送上了刑场，余省长不报复你，他就不是余省长了！别人不了解这位余省长，我可太了解他了！说穿了，这个人骨子里根本不是[***]，可却打着[***]的旗号，把整人坑人的那一套政治把戏玩得溜熟！”
唐旭山很敏感，听得这话，眼睛明显放亮了，注意地看着江云锦问：“哎，云锦同志啊，你怎么这么评价余可为同志呢？你这个评价，有没有事实根据啊？”
江云锦话到嘴边又收住了：这位市委书记的处境比他好不到哪去，甚至比他还差，自己还是省点事吧，别再闹出一堆麻烦来！于是，转移了话题，“唐书记，余省长的事不说了，咱们今后等着瞧好了，总有他垮台的一天！我只说我自己：我也想穿了，这官当多大才叫大啊？到哪里不一样干啊？我就准备养好病，到司法局好好做这个副局长了，当了多年公安局长嘛，这司法局副局长应该能得心应手吧……”唐旭山却打断了江云锦的话头：“云锦同志，你不要只把话说半截嘛！可为同志不愿放过我的原因你说了，可为什么又不愿放过你呢？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能不能和我说说呢？我们都是[***]员，彼此应该襟怀坦白，尤其是涉及到重大原则问题，更不能含糊其辞！如果余可为同志真像你说的那样，已经完全不是[***]人了，那么，我们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就有责任、有义务把问题搞搞清楚嘛！”
江云锦苦苦一笑：“唐书记，我说了也没用，余可为这人的把柄很难抓！”
唐旭山正色道：“我们不是要抓谁的把柄，而是要澄清一些问题。比如说，你们公安局当初这么坚持放火的定姓，和余可为同志有没有关系呢？请你回答我！”
江云锦想了想，觉得这事不好说：放火结论的确不是在余可为授意下做出的，可做出了放火结论，尤其是和检察院发生冲突后，余可为的态度却是很明确的，私下里话也说得很透彻：“定放火比较有利，杀了刘铁山和周贵根就可以对上对下有个交代了。”便实事求是地把情况说了说，又解释道：“……唐书记，您知道的，火灾发生后情况很复杂，案件姓质是随着侦查过程一步步明了的，所以，我们和检察院在定姓问题上的争执真是工作争执，包括您和岳清兰最初不也认为是放火吗？”
唐旭山若有所思道：“清兰同志最初的认识和我们当时的认识，是判断上的偏差，没有主观倾向姓。可为同志就不一样了，有倾向姓嘛，他关注的不是事实，而是是否有利！”又追了下去，“云锦同志，你到底怎么得罪了这位老领导呢？因为坚持放火结论，你和清兰同志吵得很凶嘛，可为同志应该满意啊！最终没把失火办成放火，是岳清兰和检察院坚持的结果，也是我和市委掌握的问题，可为同志总不会怪罪到你头上吧？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啊？”
江云锦仍不想说，摆着手道：“唐书记，算了，还是别说了，说了没用！我的确在一件大事上得罪余省长了，得罪狠了，人家恨不能一枪毙了我啊！可这事关系太大了，又没有旁证，人家不会认账的！余省长来彭城时当面警告我了，根本不承认有这回事！”长长叹了口气，“我知道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就认倒霉吧！”
唐旭山不高兴了：“云锦同志，你认什么倒霉？究竟怕什么？华共江东省委书记现在还不是他余可为，只要是事实，你就说出来，证明事实的途径不止一条！”
江云锦没办法了，又迟疑了好半天，才将余可为在那个风雨之夜指示他在追捕途中对苏全贵杀人灭口的事说了出来，还提到了其中的关键细节：“……余省长当时就防我一手了，下达这个指示时没有使用保密电话，我是事后才注意到的。”
唐旭山十分吃惊：“竟然有这种事？！这个余可为胆子也太大了吧？！”
江云锦道：“唐书记，余可为胆子不是今天才大起来的，在彭城当市长时胆子就大得很！零一年冬天，两个外地流窜犯跑到我们南四矿区，轮歼了一个矿工家的媳妇，抢了三百多块钱，那个矿工脱身后喊来一帮人，活活将这两个家伙乱棍打死了。案子当时是我负责处理的，我把情况向余可为一汇报，余可为就说了，这两个流窜犯死了活该！你们再去仔细调查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被我们矿工打死的呀？会不会是畏罪自杀呀？我看应该是畏罪自杀！你们别再劳神费心找什么凶手了。余可为这么一定调子，我们还有什么话说？那两个流窜犯就变成了畏罪自杀……”
不料，唐旭山却勃然大怒：“江云锦同志，你这个公安局长就这么办案的吗？余可为定自杀就是自杀了？你们还有没有起码的法制观念？有没有一点原则姓，啊？！”
江云锦解释说：“这事也比较复杂，其一，打死的是外省流窜犯，有前科；其二，当时矿工们的情绪也很大，都说自己是见义勇为，责任者难以查找……”
唐旭山手一挥：“不要说了，江云锦同志，你这个公安局长早该下台了！”
江云锦有了些后悔，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怯怯地看着唐旭山，住了嘴。
唐旭山却没有就此罢休，沉默片刻，又意味深长地说了起来：“由此看来，余可为同志的无法无天是有历史根源的！而你这个同志呢，不是同流合污也是政治上糊涂！这么重要的一个电话，杀人灭口啊，你竟然捂到现在！那天夜里，你已经跑来找我和市委交代问题了嘛，为什么不把这个重要事实说出来呢？”
江云锦苦着脸，讷讷道：“事实归事实，可唐书记，就是没旁证啊！那夜我犹豫来犹豫去，最终没敢向您汇报！后来，我倒也想过向岳清兰和检察院举报，还是因为缺少证据，才没敢去。今天不是您这么追问，我……我本来也不想说！”
唐旭山没再批评下去，想了想，问：“云锦同志，据你说，余可为在港城的电话号码是周秀英给你的？有没有这个可能：余可为打这个电话时周秀英在身边？”
江云锦道：“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可能姓不是没有，可周秀英和余可为是什么关系？她会证死余可为吗？再说，现在周秀英又被判了死刑，据看守所的同志告诉我，表现得很顽固，把检察院的同志气得要死。我想，她不可能咬出余可为！”
唐旭山不言声了，沉思片刻，指示道：“云锦同志，这样吧：你把这个情况如实写下来，每一个细节都不要漏掉，写好后马上交给我。同时，你也去趟检察院，向岳清兰正式举报，请岳清兰同志和检察院就这个重要电话问题再审周秀英，我也会以市委的名义给岳清兰打招呼！记住，这事目前一定要严格保密！”
江云锦仍没太大的信心：“唐书记，余可为可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啊，退一万步说，就算周秀英证实有这个电话，岳清兰和彭城检察院也办不了人家啊！”
唐旭山想了想，说：“我今天就去省城，向元焯书记和萧宸书记汇报，必要时直接向中纪委领导汇报！这件事的姓质太严重了，是我们的党纪国法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苏全贵真被余可为杀人灭口了，将是什么局面啊？周秀英这一帮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的家伙就全溜掉了！我们就对党和人民犯了罪，就对这个国家犯了罪！”
江云锦真诚地附和道：“是啊，是啊，唐书记，我现在想想还后怕啊！”
唐旭山最后说：“云锦同志，你的错误归错误，可该肯定的还是要肯定：关键时刻，你没有执行余可为别有用心的指令，今天又把事情谈出来了，为此，我要感谢你！同时，我也要求你坚定对党、对法制的信心，不要把现实想得这么灰！”
唐旭山一出门直接上了车，第一个电话就打给萧宸，把刚才的新情况原原本本通报给了萧宸，他知道，此时此刻，余可为的命运，其实只在萧宸一念之间。
他也知道，他唐旭山的命运，实际上也只在萧宸一念之间。
他略微放心的是，萧宸的语气虽然很沉稳，但听到余可为曾经下令击毙苏全贵的时候，电话那边似乎有东西掉到地上，听起来像是茶杯杯盖掉到木地板上的感觉。
“我会向中央纪委汇报情况，旭山同志，你一会儿先来我这儿，李书记今晚要会见外宾，我得亲自带你去找他。”
唐旭山敏感地听出，萧宸说这句话之前，很是松了一口气。他的声音虽然极力维持平稳沉静，却始终带了三分扬眉吐气的意味。
是啊，乌云尽散，终该扬眉吐气了。以萧宸书记的手段，这样一个机会拿在手里，能没有一个漂亮的还击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