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哭二闹三上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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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舒服的坐在办公室。喝着茶,玩儿着手机。娶一个无论是从资产,颜值,能力,家庭条件都不如我的女人。
  这个女人会把我捧的高高在上,因为在槟城这个小城镇里,他的丈夫是一个有着稳定收入的公务员。
  可是即使我拼尽全力。穷尽一生都无法买起一辆劳斯莱斯,哪怕去西餐厅吃一顿大餐都成了奢侈。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才24岁。我还不想养老。自从昨天晚上在王全鼎腾夜总会逛了一圈,我的野心油然升起。
  我第一次喝那么向往纸醉金迷的生活,我第一次对金钱有了如此强烈的冲动。
  我拎着烧麦默默走回医院。
  母亲和父亲还在喝着医院熬的,看不到米粒儿的,和清水一般的小米粥。
  我将烧麦放到桌子上,“妈,爸。吃点干粮吧!他家的羊肉烧麦特火爆,我排了好久的队才买到。”
  母亲打开装着烧麦的塑料袋,将其推到父亲面前。
  她从来不舍得多吃一口昂贵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在别人眼里最平常不过。
  母亲嗔怪我道。
  “自从你去过那个什么饺子馆做夜班兼职。花钱是越来越大手大脚。这烧麦多少钱一斤,根本就不顶饱,如果换成馒头,够咱们一家三口吃上好几天的。”
  爸爸到十分开明,抓起一个烧麦塞进嘴里。吃的舔嘴巴舌,满口流油。
  “你就别说孩子了。他自己能挣钱,花点儿怎么了?非得像你似的,上厕所都不舍得用卫生纸。非得到处搜罗那些破报纸,报纸那么硬,自己后面擦破皮了,还得我给你抹药膏。”
  母亲悠悠的叹了一口气,脸色有些不大高兴。
  “我这是在教他怎么过日子,那饺子馆就在能挣钱。也不是个正经工作。
  你表姨家他儿子,也就是你堂弟。跟你一样,今年刚刚毕业,现在在水利局当科员。一个月五千多块,每天就工作八个小时,现在女朋友都带回家了,说是明年就要结婚。
  再看看你,过几个月就要省考了,你还天天在那饺子馆给胡混?自己的前途不要了。非得一辈子给人家端盘子洗碗。
  穿做那低贱,抬不起头的工作。前几天你表姨问我,你在干什么?我都不好意思开口。人家的儿子一个赛着一个的有本事。我的儿子还端盘子上瘾了。”
  我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儿。都已经是21世纪了,非得做办公室当白领才算有本事。
  可是我也不敢同母亲顶嘴,只好自顾自的拿起脸盆准备去洗漱。
  母亲见我不理睬他。反而更加气愤。接茬骂道。
  “一说你就摆一张脸给我看。我看你全让昨天来的小狐狸精给带坏了。
  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好好的一个姑娘穿的衣服。上面露着胸脯子。下面盖不住屁股。能是什么好人家的孩子?
  你天天在他们圈里混。早晚把你祸害了,再出个什么私生活的问题,就算考上了公务员,政审也过不去。
  我看你这辈子可该怎么办?”
  “够了!”
  我心里越发的不痛快。为什么我的父母总是这种老眼光?当年我大学毕业,就是母亲死活要把我拉会槟城小镇。
  现在我的大学同学,有的在外企工作,每日辛苦忙碌却有前途。有的在小公司做着高管,年纪轻轻就长出了啤酒肚。
  而我,顶着名牌大学毕业的幌子。却偏偏非要捧着书本,去考我根本就不喜欢的事业编。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人生。你们能不能够尊重一下我的意见?我的事情你们已经掺和二十多年。我剩下几十年的道路让我自己走不可以吗?”
  我越说越激动,将手中的洗脸盆狠狠的摔在地上。
  我永远都忘不了,昨天在王权鼎盛夜总会,就连前台的吧员都不正经看我一眼。
  凭什么?就因为我没有地位,没有钱。我的出生我不能决定。我的未来为什么还要再让别人替我做选择。
  我目光坚定的看着母亲,有生以来第一次反驳他。
  “妈,我决定了。我就要在对面饺子馆干下去。什么破公务员,烂事业编,死工资我不考了。”
  母亲听了我的话,只见他的嘴唇微微抽搐。突然,他拍着大腿嚎啕大哭。
  “哎呦!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嫁了个老公是个病秧子。生了个儿子,是个白眼狼。”
  母亲此时变得就像泼皮无赖的妇女,连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都演不出来。
  我焦虑的挠挠头发,愤怒的在地上来回踱步。
  母亲越哭越凶。一把把我刚才买的烧麦全部扔在地上。
  “你长大了,翅膀硬了。也听不进去我说的话了。你不听我的话。我也不吃你的东西。
  以后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你就当自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不是你妈。”
  父亲在旁边,艰难的走下床。一个一个把烧麦从地上捡起来。
  他当着和事佬的劝慰。
  “儿子,别跟你妈一般见识。不过,公务员还是得考的。不能一时兴起,胡乱做决定。
  你们那饺子管的工资虽然高。可是服务员的地位太低了。
  没有稳定工作。你连老婆都不好讨。”
  我实在受不了病房里的气氛。这个压抑的我仿佛就要窒息。
  我完全不理睬嚎啕大哭,嘴里还在骂骂咧咧的母亲。
  转身走出门。
  我默默地走到医院门口。我以前只觉得槟城这么小,坐趟公交。从滨城东头到槟城西头,只要一个小时就可以把整座城市逛遍。
  可是现在,我茫然地站在医院门口。却连自己应该去哪里都不知道。
  突然,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小兄弟,过来帮一下忙呗。唉!那个穿黑衣服的小兄弟,过来帮我一下好不好?”
  我打量了周围一圈,只有我一个人穿着黑衣服。难不成是在同我说话?
  我慌然转过身,叫我的是个熟脸,就是那天来到我父亲病房,看望陈姐的一群夜场女人中的一个。
  这是那个穿着粉红色呢子套装,年纪最大的倪姐。就是他,说自己两天没有开胡,还让别人烧钱,替他叫一叫的那个。
  倪姐站在一辆出租车的后备箱旁,旁边立着两个大大的行李箱,还有一些锅碗瓢盆什么的生活用品。
  我连忙走上前去。
  “大姐,你这是要干什么去?”
  倪姐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这些都是小陈的遗物,我帮他打包好了。一会儿给他邮回老家去。东西有点儿多。小兄弟,你能帮我把他们搬上后备箱吗?”
  “好啊!”
  我满口答应。
  一边帮忙搬着箱子,一边随口同倪姐唠着家常。
  “陈姐去世这么大的事儿,他的家人都不过来啊。还要您帮忙把遗物邮回去!”
  倪姐倚在车门上,扭开一瓶矿泉水。自顾自的喝了两口。
  “小陈他家里若是有个有良心的,也不是也来到槟城,做我们这个工作。”
  倪姐是个十分健谈的人,她悠悠的跟我。把陈姐的生平经历都讲述了一遍。
  陈姐大名叫陈秀良,今年34岁。
  陈秀良出生在甘肃农村,在家里排行老四。外号叫四丫头。据说陈姐老家那边重男轻女,陈秀良上面三个都是姐姐,本着指望他能是个男胎。结果生出来又是个女的。
  所以他的父母,在陈姐一出生时就把他送了人。是个同村的远房亲戚,那亲戚家里有两个儿子,想养个闺女当童养媳?
  “这都什么年代了?养童养媳不是犯法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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