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三章 江左穷，桓温窘(一)
第二百三十三章 江左穷，桓温窘（一）
闷了一肚子气的桓温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到范六叛军上去了，五万精锐大军分三路，兵锋直指射阳。太和五年九月，桓温领军大败范六叛军，斩首千余，俘万余，收复射阳。继而再攻盐渎，范六领残部三千余遁于海上，不知所踪。
桓温无奈，只好班师回广陵，还没等他将朝廷得胜的消息传遍天下时，他发现一件非常郁闷的事情，那就是江左朝廷没钱了，这下可要了桓温的老命了，他可是江左朝廷的当家人。
没钱就不能过日子，没钱就不能发粮饷，没钱就得饿肚子，可是现在江左到处都要用钱。得胜的将士朝廷们总要意思一下，发些犒赏吧；徐州被乱军肆虐地几成废墟，世家豪强家破者不下千余，总得拨些钱粮安抚这些人，并恢复徐州地方吧；还有江左朝廷最主要的产粮地-三吴今年大旱，百姓多饿死，需要钱粮赈灾。到处都在要钱，可是江左朝廷的仓库已经干净地连老鼠都搬家了。
看到这些文书桓温非常郁闷，兴宁二年（公元364年），自己执行了庚戌土断等“改革措施”，江左朝廷财政状况一度好转。太和元年（公元366年）二月，皇帝陛下还曾经下诏说建业官仓已储有一年的钱粮，暂停一年向建业转运米布，紧接着秋天大熟时又下诏说今建业官仓储足丰富，各州郡可提高官员俸禄，这才过去四年的时间，怎么一下穷成这个样子了。
桓温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很快就在广陵与其弟-桓云和谋士郗超、王珣进行商议。
“景兴，元琳，此事非同小可，我必须借重二位的大才！”桓温郑重地说道，这种事情桓云还没有什么发言权，于是老老实实坐一边安静地倾听，在合适的时机在发表自己的看法。
“桓公，我等也想不到情况居然糜烂到了这个地步。”郗超和王珣对视了一下，最后还是按照惯例由郗超先开口说道，“上月我接到桓公的书信后，便好生调阅了这几年度支、仓部的卷宗，发现这里面的弊端太严重了，而且诸类种种，牵涉极多。”
“首先是官吏贪墨，桓公于兴宁二年进行土断等改制后，朝廷的度支有了好转，当时各地官仓都堆满了谷米布帛，而各地官吏却开始或趁机盗窃或以好充次，各地损耗以万斛计算。王右军（王羲之）曾去会稽游历，路上无意看到余姚县一地耗盗官仓谷米居然达到十万斛之巨，难怪他会感叹重敛百姓以资奸吏。”郗超说到这里，不由长叹一口气。而桓温阴黑着脸，默然地坐在那里。
“第二是在编户籍百姓的徭役太重，虽然当今陛下在即位时大赦天下，减亩收为二斗，行十五税一制。但是其他杂赋取税却是层出不穷，如折变，有时是将布变米，有时是米折成布帛，有时又是将租米、布帛折成钱或其它实物，全看地方官吏的喜好。”说到这里，郗超举了一个例子：“由于北府机织棉布泛滥，布帛价格极低，由咸康年间（公元335~342年）的一千钱掉到现在的不到一百钱，按照朝廷制度，应该是每户岁输布四匹，但各地官府却是规定只收两匹布，其余收现钱，而每匹布按升平年间的布帛价格计算净收500钱，有贪婪的官吏却是按照永和年间的价格800钱来收。此中却是相差了数倍，民众纷纷不堪其重。”
郗超停了下来，看到桓温那阴沉紫红的脸，心底暗中叹了一口气后继续说了下去：“还有供给官吏将校的恤俸；有专门按丁收税，用于筑堤保塘的塘丁税，此税行于会稽等临海地区；还有迎送钱，凡有官吏到任或离任或任上去世，地方都必须送钱财物资，往往都有数十上百万钱之巨；还有地方官员的公用（办公费用），公田（官吏的官田），杂供给等等。”
“此外还有徭役，由于数十年来，朝廷累累北伐用兵，民丁应征者从十三岁到六十六岁，更甚者征役七、八岁童子或八十岁老者；而一场战事经常是经年累月，民夫一征便是数月近年，难怪前豫章太守范武子大人（范宁，东晋著名经学家）曾哀叹‘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耳，今之劳役，难有三日休停’。如此而计，极贫者，悉皆编户役民，役赋严苦，户役者不堪复命，或断截肢体，或卖儿卖女，或产子不育，或典妻贴妇，或自卖为奴，或逃窜山湖，或自缢沟渎，所以才有这范六逆贼揭竿一呼，应者数十万计，蔓延有如野火烧原。”
郗超突然听到一声轻微的“啪”声，猛地抬头一看，发现坐在正中的桓温将手里的佩玉环给掰断了，可见这位大司马心中是多么愤怒和震撼，看来他和自己一样，打起仗看到数万大军齐发，意气风发，却想不到后面有这么多凄苦的故事。要不是因为这次朝廷没钱了，自己也不会这么仔细地去研究这些过去一直没注意的东西，一研究下来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难怪范六叛军有如汪洋大海一般。
桓温幽幽地长舒了一口气，黯然地叹道：“某治事以来，竟无一功可论，无一事可记，军破于外，资竭于内。看那北府曾叙平，却能气吞万里如虎，纵横远外。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景兴，那该如何办呢？”过了一会，从极度愤怒中回过神来的桓温开口问道。
“我与元琳等人商议之后，觉得当今唯一之计便是争民！”郗超毫不犹豫地答道，他和王珣等人查阅到这种情况，经过慎重推敲后才定下计策来，正好现在讲给桓温听，请他定夺。
“争民？”刚才也是一脸阴愁的桓云不由一愣，不由失声叫了出来，但是在桓温的扫视下很快坐定下来了。
“是的，争民。百姓户民是朝廷赋税徭役的根基，只有在编户民越多，他们分担的赋役就会相应轻松，所输谷米也会更多，如此而论朝廷不但可多收谷米，民情也可缓和。” 郗超开始侃侃而言，“从永嘉乱后，江右遗民者近百万余。朝廷立侨郡县以司牧之，一可防止江右流民流入私门豪家，二可抚慰流民恋土之情，三可保留侨姓士族的郡望。然北府复江右立藩，以均田制招募侨民，北归者十之**，余者仅十余万，皆因附于豪门世家中不得归。”
“朝廷南渡后为了安抚世家士族，不但延续荫客、荫亲属制，还行给客制，可按官阶品级拥数量不等的佃户、典计（农奴管家）、衣食客（府中杂役奴仆）。如官品第一，第二者，佃户不得超过四十户，典计不过三人，以下每降一品，少占佃户五户，至九品仍可得五户，少占典计一人，至五品议郎以上典计一人。佃户、典计、衣食客及世家士族的左右随从、侍卫皆注家籍，并无单独户籍，所以朝廷也不会找他们收赋税，征徭役。”
“朝廷行给客制一是安抚优待士族，稳定地方，二是试图限制士族世家隐匿民户，与国争民。但是豪强世家往往不体朝廷苦心，肆意占民，而地方官吏却因为种种关系对此视而不见，加上在籍百姓不堪重负，往往自投豪强世家，附为家奴部曲，以避苛严赋税徭役。朝廷也对此软弱不堪，前余姚县令山彦林（山遐，山涛之孙）曾以严峻刑法收检豪强世家的藏匿民户，不到三月便捡得万余口，并查得余姚世家处士虞喜挟藏户口，以为私附，数量之巨可依律弃市（斩首死刑）。让山彦林欲将虞喜绳之于法时，诸豪强莫不切齿于山彦林，联名上书建业，以虞喜有高节，为当时名士，不宜屈辱。又以山彦林擅造县衙，遂以此诬陷其罪。山彦林呈书时任会稽内史的何文穆公（何充），乞留百日，以便穷翦捕逃虞喜后自请其罪，方而无恨。何文穆公驳其书信，并判坐免官。”
说到这里郗超看了一眼，发现桓温的神情没有任何变化，知道自己这次点了何充的名并没有引起这位上司的不满，尽管桓温曾受何充的提拔和器重，看来死了十几年的人再有威望也扛不住现实中的炎凉。
“而桓公在兴宁二年施行庚戌土断等改制后颇有成效，这是因为桓公行法森严。时彭城王司马玄因为查出在土断中藏匿五户，被桓公送至廷尉治罪，御史中丞王叔武（王彪之）大人时任会稽内史数年，招抚隐民三万余口。如此严法禁，各地豪强无不收敛其行，故而国法得以大行。”
“然最近几年，朝廷疏忽其间，故而豪强世家得以又行故伎，藏匿私附人口，而百姓骤少，徭役赋税更重，被迫依附世家。如此循环，则国法崩溃，朝廷度支缺窘。” 郗超最后总结道。
桓温听到这里，不由老脸一红，自从庚戌土断以后，桓温看到略有成效便转移了注意力，更专心致志地将自己的势力向东扩张，逐步将手伸进江州、南豫州、徐州、扬州等地，按照王猛的说法，内斗胜于外战，终于将谢万、郗昙、郗愔继殷浩、荀羡之后拉下马，扫清了东进的脚步，谁知道江左朝中居然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
桓温说做就做，先是以朝廷的名义再行严法，明言天下，先是对各地官吏进行申饬，严令他们不得贪墨，并重新检讨了赋税徭役制度，明令废除折变等不合理举措，再严令禁止迎送钱、杂供给等苛捐杂税。
接着桓温要求对各地藏匿私附的人口进行严格收检。为了给世家豪强们面子，桓温下令将荫客和给客制提高标准，让每户能多收一半的部曲农奴，然后此外的人口百姓必须被清理出来，纳入百姓户籍中。
桓温派出众多使节，巡查各郡县，一查各地官仓，核实谷米数目好次，勒令官吏将贪墨的粮草归还，否则免官查办，二查私藏人口事宜。
桓温知道榜样的力量，立即立了两个典型，第一个典型便出在京口，桓温派使节查出京口官仓缺粮达四十万斛，牵涉官员达数百人。桓温看到主要官员都是以前郗昙、郗愔等前任徐州留下的，跟郗、王、谢等世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着手严办，他立即上表给朝廷，将驻京口的徐州别驾、广陵内史等官员三十二员坐弃市，其余附属官吏四百六十七户坐免官流徒北府边地（徒北府诸州边地是近年桓温与北府达成的一个协议，江左将坐流徒的罪民和罪官连家代口发往北府，北府则按人口支付兵器仗甲，算得上人口贩卖吧），其中流徒的罪官有一户是丹徒功曹刘翘，他并没有捞到什么油水，纯粹是受到牵连而已，只好带着妻子萧氏和两个儿子刘寄奴、刘道怜随着大队人马北行。
另一个典型桓温找到了余姚的虞家，他遣使节查出虞家藏匿私附人口有四百余口，于是立即传令将虞家家主虞良弃市，会稽内史王符、余姚县令刘礼知情不报坐罢官，流徒北府边地。
桓温如此严厉手段一行，江左各郡县政事为之一清，而各地豪强世家虽然迫于桓温的“淫威”不敢清动，但是他们心里的怒火和怨恨却越来越深了。
闷了一肚子气的桓温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到范六叛军上去了，五万精锐大军分三路，兵锋直指射阳。太和五年九月，桓温领军大败范六叛军，斩首千余，俘万余，收复射阳。继而再攻盐渎，范六领残部三千余遁于海上，不知所踪。
桓温无奈，只好班师回广陵，还没等他将朝廷得胜的消息传遍天下时，他发现一件非常郁闷的事情，那就是江左朝廷没钱了，这下可要了桓温的老命了，他可是江左朝廷的当家人。
没钱就不能过日子，没钱就不能发粮饷，没钱就得饿肚子，可是现在江左到处都要用钱。得胜的将士朝廷们总要意思一下，发些犒赏吧；徐州被乱军肆虐地几成废墟，世家豪强家破者不下千余，总得拨些钱粮安抚这些人，并恢复徐州地方吧；还有江左朝廷最主要的产粮地-三吴今年大旱，百姓多饿死，需要钱粮赈灾。到处都在要钱，可是江左朝廷的仓库已经干净地连老鼠都搬家了。
看到这些文书桓温非常郁闷，兴宁二年（公元364年），自己执行了庚戌土断等“改革措施”，江左朝廷财政状况一度好转。太和元年（公元366年）二月，皇帝陛下还曾经下诏说建业官仓已储有一年的钱粮，暂停一年向建业转运米布，紧接着秋天大熟时又下诏说今建业官仓储足丰富，各州郡可提高官员俸禄，这才过去四年的时间，怎么一下穷成这个样子了。
桓温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很快就在广陵与其弟-桓云和谋士郗超、王珣进行商议。
“景兴，元琳，此事非同小可，我必须借重二位的大才！”桓温郑重地说道，这种事情桓云还没有什么发言权，于是老老实实坐一边安静地倾听，在合适的时机在发表自己的看法。
“桓公，我等也想不到情况居然糜烂到了这个地步。”郗超和王珣对视了一下，最后还是按照惯例由郗超先开口说道，“上月我接到桓公的书信后，便好生调阅了这几年度支、仓部的卷宗，发现这里面的弊端太严重了，而且诸类种种，牵涉极多。”
“首先是官吏贪墨，桓公于兴宁二年进行土断等改制后，朝廷的度支有了好转，当时各地官仓都堆满了谷米布帛，而各地官吏却开始或趁机盗窃或以好充次，各地损耗以万斛计算。王右军（王羲之）曾去会稽游历，路上无意看到余姚县一地耗盗官仓谷米居然达到十万斛之巨，难怪他会感叹重敛百姓以资奸吏。”郗超说到这里，不由长叹一口气。而桓温阴黑着脸，默然地坐在那里。
“第二是在编户籍百姓的徭役太重，虽然当今陛下在即位时大赦天下，减亩收为二斗，行十五税一制。但是其他杂赋取税却是层出不穷，如折变，有时是将布变米，有时是米折成布帛，有时又是将租米、布帛折成钱或其它实物，全看地方官吏的喜好。”说到这里，郗超举了一个例子：“由于北府机织棉布泛滥，布帛价格极低，由咸康年间（公元335~342年）的一千钱掉到现在的不到一百钱，按照朝廷制度，应该是每户岁输布四匹，但各地官府却是规定只收两匹布，其余收现钱，而每匹布按升平年间的布帛价格计算净收500钱，有贪婪的官吏却是按照永和年间的价格800钱来收。此中却是相差了数倍，民众纷纷不堪其重。”
郗超停了下来，看到桓温那阴沉紫红的脸，心底暗中叹了一口气后继续说了下去：“还有供给官吏将校的恤俸；有专门按丁收税，用于筑堤保塘的塘丁税，此税行于会稽等临海地区；还有迎送钱，凡有官吏到任或离任或任上去世，地方都必须送钱财物资，往往都有数十上百万钱之巨；还有地方官员的公用（办公费用），公田（官吏的官田），杂供给等等。”
“此外还有徭役，由于数十年来，朝廷累累北伐用兵，民丁应征者从十三岁到六十六岁，更甚者征役七、八岁童子或八十岁老者；而一场战事经常是经年累月，民夫一征便是数月近年，难怪前豫章太守范武子大人（范宁，东晋著名经学家）曾哀叹‘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耳，今之劳役，难有三日休停’。如此而计，极贫者，悉皆编户役民，役赋严苦，户役者不堪复命，或断截肢体，或卖儿卖女，或产子不育，或典妻贴妇，或自卖为奴，或逃窜山湖，或自缢沟渎，所以才有这范六逆贼揭竿一呼，应者数十万计，蔓延有如野火烧原。”
郗超突然听到一声轻微的“啪”声，猛地抬头一看，发现坐在正中的桓温将手里的佩玉环给掰断了，可见这位大司马心中是多么愤怒和震撼，看来他和自己一样，打起仗看到数万大军齐发，意气风发，却想不到后面有这么多凄苦的故事。要不是因为这次朝廷没钱了，自己也不会这么仔细地去研究这些过去一直没注意的东西，一研究下来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难怪范六叛军有如汪洋大海一般。
桓温幽幽地长舒了一口气，黯然地叹道：“某治事以来，竟无一功可论，无一事可记，军破于外，资竭于内。看那北府曾叙平，却能气吞万里如虎，纵横远外。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景兴，那该如何办呢？”过了一会，从极度愤怒中回过神来的桓温开口问道。
“我与元琳等人商议之后，觉得当今唯一之计便是争民！”郗超毫不犹豫地答道，他和王珣等人查阅到这种情况，经过慎重推敲后才定下计策来，正好现在讲给桓温听，请他定夺。
“争民？”刚才也是一脸阴愁的桓云不由一愣，不由失声叫了出来，但是在桓温的扫视下很快坐定下来了。
“是的，争民。百姓户民是朝廷赋税徭役的根基，只有在编户民越多，他们分担的赋役就会相应轻松，所输谷米也会更多，如此而论朝廷不但可多收谷米，民情也可缓和。” 郗超开始侃侃而言，“从永嘉乱后，江右遗民者近百万余。朝廷立侨郡县以司牧之，一可防止江右流民流入私门豪家，二可抚慰流民恋土之情，三可保留侨姓士族的郡望。然北府复江右立藩，以均田制招募侨民，北归者十之**，余者仅十余万，皆因附于豪门世家中不得归。”
“朝廷南渡后为了安抚世家士族，不但延续荫客、荫亲属制，还行给客制，可按官阶品级拥数量不等的佃户、典计（农奴管家）、衣食客（府中杂役奴仆）。如官品第一，第二者，佃户不得超过四十户，典计不过三人，以下每降一品，少占佃户五户，至九品仍可得五户，少占典计一人，至五品议郎以上典计一人。佃户、典计、衣食客及世家士族的左右随从、侍卫皆注家籍，并无单独户籍，所以朝廷也不会找他们收赋税，征徭役。”
“朝廷行给客制一是安抚优待士族，稳定地方，二是试图限制士族世家隐匿民户，与国争民。但是豪强世家往往不体朝廷苦心，肆意占民，而地方官吏却因为种种关系对此视而不见，加上在籍百姓不堪重负，往往自投豪强世家，附为家奴部曲，以避苛严赋税徭役。朝廷也对此软弱不堪，前余姚县令山彦林（山遐，山涛之孙）曾以严峻刑法收检豪强世家的藏匿民户，不到三月便捡得万余口，并查得余姚世家处士虞喜挟藏户口，以为私附，数量之巨可依律弃市（斩首死刑）。让山彦林欲将虞喜绳之于法时，诸豪强莫不切齿于山彦林，联名上书建业，以虞喜有高节，为当时名士，不宜屈辱。又以山彦林擅造县衙，遂以此诬陷其罪。山彦林呈书时任会稽内史的何文穆公（何充），乞留百日，以便穷翦捕逃虞喜后自请其罪，方而无恨。何文穆公驳其书信，并判坐免官。”
说到这里郗超看了一眼，发现桓温的神情没有任何变化，知道自己这次点了何充的名并没有引起这位上司的不满，尽管桓温曾受何充的提拔和器重，看来死了十几年的人再有威望也扛不住现实中的炎凉。
“而桓公在兴宁二年施行庚戌土断等改制后颇有成效，这是因为桓公行法森严。时彭城王司马玄因为查出在土断中藏匿五户，被桓公送至廷尉治罪，御史中丞王叔武（王彪之）大人时任会稽内史数年，招抚隐民三万余口。如此严法禁，各地豪强无不收敛其行，故而国法得以大行。”
“然最近几年，朝廷疏忽其间，故而豪强世家得以又行故伎，藏匿私附人口，而百姓骤少，徭役赋税更重，被迫依附世家。如此循环，则国法崩溃，朝廷度支缺窘。” 郗超最后总结道。
桓温听到这里，不由老脸一红，自从庚戌土断以后，桓温看到略有成效便转移了注意力，更专心致志地将自己的势力向东扩张，逐步将手伸进江州、南豫州、徐州、扬州等地，按照王猛的说法，内斗胜于外战，终于将谢万、郗昙、郗愔继殷浩、荀羡之后拉下马，扫清了东进的脚步，谁知道江左朝中居然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
桓温说做就做，先是以朝廷的名义再行严法，明言天下，先是对各地官吏进行申饬，严令他们不得贪墨，并重新检讨了赋税徭役制度，明令废除折变等不合理举措，再严令禁止迎送钱、杂供给等苛捐杂税。
接着桓温要求对各地藏匿私附的人口进行严格收检。为了给世家豪强们面子，桓温下令将荫客和给客制提高标准，让每户能多收一半的部曲农奴，然后此外的人口百姓必须被清理出来，纳入百姓户籍中。
桓温派出众多使节，巡查各郡县，一查各地官仓，核实谷米数目好次，勒令官吏将贪墨的粮草归还，否则免官查办，二查私藏人口事宜。
桓温知道榜样的力量，立即立了两个典型，第一个典型便出在京口，桓温派使节查出京口官仓缺粮达四十万斛，牵涉官员达数百人。桓温看到主要官员都是以前郗昙、郗愔等前任徐州留下的，跟郗、王、谢等世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着手严办，他立即上表给朝廷，将驻京口的徐州别驾、广陵内史等官员三十二员坐弃市，其余附属官吏四百六十七户坐免官流徒北府边地（徒北府诸州边地是近年桓温与北府达成的一个协议，江左将坐流徒的罪民和罪官连家代口发往北府，北府则按人口支付兵器仗甲，算得上人口贩卖吧），其中流徒的罪官有一户是丹徒功曹刘翘，他并没有捞到什么油水，纯粹是受到牵连而已，只好带着妻子萧氏和两个儿子刘寄奴、刘道怜随着大队人马北行。
另一个典型桓温找到了余姚的虞家，他遣使节查出虞家藏匿私附人口有四百余口，于是立即传令将虞家家主虞良弃市，会稽内史王符、余姚县令刘礼知情不报坐罢官，流徒北府边地。
桓温如此严厉手段一行，江左各郡县政事为之一清，而各地豪强世家虽然迫于桓温的“淫威”不敢清动，但是他们心里的怒火和怨恨却越来越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