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一章 江左风云(二)
第二百四十一章江左风云（二）
夏四月，镇南将军、广州刺史周楚卒。大司马桓温闻噩，涕然叹道：“永和众士，尽皆凋零，叙平狩猎江左恐不久亦”。左右劝曰：“谢安石才学高绝，可为江左柱石。”桓温默然许久却未言一语。
----引言摘述
“桓温老匹夫，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方解我心头大恨！”袁谨赤红着眼睛恨恨地大骂道，而旁边的朱辅、袁恩、灌秀也是满是悲戚之色。根据刚送来的情报，桓温下令将袁家一门五百余口全部斩杀在建业江边，一点都不给北府曾华面子，而天下民众也对桓温突然发作的暴虐颇有微词。
自从北府一面上表江左朝廷，力保袁瑾，一面毫不客气出兵数万，一举攻陷寿春、当涂和彭城、下邳一线，天下人又被北府的举动搞迷糊了，而做为当事人的桓温更是一头的雾水。不过他知道曾华一向是擅于布棋挖坑，为了以防万一，桓温只得放缓对合肥的进攻。而袁瑾在经历了惨重的教训之后，终于知道自己那帮兄弟子侄铲除异己是一把好手，真刀真枪就彻底歇菜了，于是袁瑾重新开始信任起朱辅、灌秀等跟随自己父亲多年的武将。
寿春陷于北府之手后，袁瑾在朱辅等人的劝说下，趁着桓温缓和攻势时机，率领仅余的五千寿春军精锐拼死突围，向西逃遁。桓温军一时没有防备住，让袁瑾、朱辅、袁恩、灌秀领着三千残军逃出了生天，经东城（今安徽定远东）、临淮逃奔到了广陵，与范六叛军汇合。
听说袁瑾率军来投，范六大喜过望，背了好几年暴民乱军的名分，终于也有正规军来投自己，这不正说明自己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吗。已经废除“帝号”的范六立即自称东海公，天下兵马大都督，然后授袁瑾为镇东将军，徐州刺史，都督徐、扬、豫州诸军事。当然了，范六也知道袁瑾这些人跟自己那些海贼、盗匪出身的班底绝对合不到一起去了，所以“非常大方”地将射阳以南地区划给袁瑾做地盘，还非常慷慨地拨出三万部众和一批粮草支援袁瑾。
袁瑾虽然从心里看不起范六等人，可惜现在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得捏着鼻子接受了封号，接纳了部众和粮草，再谢过范六的“大恩”之后便向南移驻，镇屯临泽，直接面对驻扎在高邮的桓石虔广陵军，成为范六新立的东海国最坚实的壁墙。
袁瑾在临泽刚刚立足，就听说桓温上表朝廷，强烈要求严惩叛逆的袁家一门，以正法纪。谁都知道这是桓温借机立威，威慑江左朝廷和众人，以挽回他在朝歌大败之后急剧下降的威望。谢安和王坦之纷纷上书，请求朝廷广施仁德，只要惩戒首恶即可，不要祸及家人无辜。甚至连留镇建业丹阳的桓冲也上表为袁家一门求情。
但是桓温却固执己见，并要求北府将从寿春俘获的数百口袁府众人移交给江左，由朝廷处置。看来桓温是吃准了北府最讲实际，不会为了一个被灭的家族势力跟自己翻脸，于是才摆出这么一副强硬态度来，也算是给江左那些三心二意的人敲响警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几经交涉无果，最后桓温祭出“法宝”，请朝廷下诏书，要北府交回袁家满门数百口，北府“无奈”，只得奉诏乖乖交人，不过在交人的时候，北府以曾华的名义给桓温递交了一封书信，请桓温看在旧故袁真的情分上，还有他以往为朝廷立下的赫赫功绩上，放过袁家满门。
但是桓温接到人之后，二话不说便将袁家这三百余口连同在合肥俘获的两百余口全部拉到建业城外，当着丹阳数万百姓士人的面尽数斩杀。
消息传出，天下哗然，据说就是一向对桓温很恭敬的曾华也发了火，下令不准北府卖给荆襄军一刀一马，并停了每年献给桓温的“岁贡”。
做为当事人的袁瑾更是悲痛欲绝，哭昏了三次后便有了刚才那番激烈的言语。朱辅跟随袁真三十多年，看到老主上家家破人亡怎么不戚然悲伤呢？而且自己的家人也一同陪了葬，朱辅想起桓温就咬牙切齿；袁恩是袁真的义子，跟随其十几年，更是与袁瑾情同兄弟，袁家破亡，便如同自己家亡一样，所以袁恩现在跟袁真一样悲痛欲绝；灌秀则是袁瑾的心腹亲信，也是他的亲兵队长，现在也是一脸悲愤地站在一边，捶胸顿足，恨不得立即杀了桓温老匹夫。
北府曾华在袁家的破亡一事上也脱不了干系，但是目前袁瑾等人心里只有桓温这一个敌人，在灭了桓家之前估计也没有工夫去找北府和曾华的麻烦，说不定还能能跟他们联合，倚为强援。
四人同仇敌忾，立下了拼死也要与桓温和桓家周旋到底的盟誓，接下来就是要付诸于行动。袁瑾从数万部众中选出三千青壮，与本部寿春军精锐编在一起，合为六千人，日夜操练。朱辅本是宿将，练兵整军自有一套，袁恩是寿春军中难得的善谋知兵之人，而灌秀不仅勇武，人也非常机灵。三人既然愿意誓死辅助袁瑾，自然拿出了十二分本领，用心尽事，不到半年便练出一支“东海国”的“虎狼之师”，号为“朝歌军”。
“朝歌军”的名号传到姑孰桓温耳中，当时就把这位江左朝廷的大司马气得半死。朝歌，这是桓温深以为耻的地名，也是他心底最痛的一块伤疤。当年他在那里坐等胜利，结果被慕容恪一个突袭打得半死，此后再也没有胆量和气魄北伐了，他的威望也从那时起就直线下降，而朝歌这个名字也成江左士子百姓暗地里嘲笑讥讽桓温的代名词了。袁瑾把自己精锐之师取名为“朝歌军”，其意不言而喻。
不过桓温已经没有心思去管袁瑾和他的朝歌军，他只是叫桓石虔率领广陵军看住高邮一线，防止贼军南下就好了，因为他现在一脑门的麻烦。
原本太和六年是个好年，可惜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太和五年财政窘境，桓温下了狠心对江左进行了一番改制，所以太和六年中百姓们种田积极性大大提高，种地面积也大大增多，加上太和六年江左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各地大熟，尤其是江左的基业-三吴之地和桓温的老根据地-荆襄地区。桓温接到各地大熟的消息，原本以为会过个好年，谁知刚过秋收就形势大变。
由于江左朝廷和高门世家都欠了北府一屁股债，现在必须要还债了。但是由于桓温的改制，江左各地都收到了朝廷的“农业指导精神”，太和六年只能全心全意种粮食，不能再搞其它“乱七八糟”的副业和农产品。
所以到了太和六年秋收北府商人来收账时，江左各地只能用粮食来抵债了。但是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只有粮食这种单一的“货品”，加上数量巨大，而北府的采购量却只有那么多，很快便出现了粮食大降价，而大熟的荆襄和三吴地区情况更是严重。各高门世家为了尽快还清债务，并且能够采购北府新的货品，不由纷纷压低价格出售粮食，结果形成了恶性竞争，最后粮价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一。但是为了补上窟窿，江左高门世家只能尽可能地多售粮食，而要想多获得粮食就只能拼命地从百姓和农奴手里敲榨更多的粮食，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对于普通百姓们来说，由于粮食“大降价”，食盐、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就相当于涨了价一样，不但原本指望多收了三五斗就可以改善生活的希望成了泡影，就是卖粮后挣得钱还不够买“预算”中一半的必需品，日子反而更加难过了。
而江左朝廷自己还欠着北府的钱，根本没有能力去进行“农业补贴”，按“保护价收购粮食”，只能看着丰年谷贱，谷贱又伤农，刚刚看到一点希望的江左财政状况又变得恶劣起来。
桓温开始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这种事情对于当时的江左士子们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了。在他们想来，只要百姓重农多耕种，产出更多的粮食不就行了吗？可惜加上一个贸易在里面，就变得让桓温、郗超等名士高才们看不明白了，就是王坦之、谢安也是有些转不过弯。不过这也难怪，北府商人在曾华“现代经济思想”的指点下，玩这些商贸手段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加上前几年的精心准备，自然够江左朝廷好好喝上一壶了。要知道曾华虽然在“异世”是学工科的，但是必修的基础课-《政治经济学》外加“多年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熏陶，肚子里关于经济商贸的学问鼓捣出来在这个时代已经足够让北府商人们玩转江左了。
当桓温攻陷了合肥，平定袁氏后发现太和六年的大丰年已经打了水漂，不但辛苦一年丰收的粮食全“低价”卖给了北府不算，十屁股债还只还了九屁股。到了咸安元年，教训惨重的高门世家和百姓们却怎么不敢再全种粮食了，他们纷纷明里暗里违抗朝廷的命令，改种棉花、蓖麻等“经济作物”，多养蚕茧，粮食耕种面积不到太和六年的三分之二。
桓温搞不明白这其中的经济规律，但是他只知道这一切的“罪源”都在贪婪的北府商人身上。想到自己的一番苦心化为泡影，今年又要“饱尝”财政危机的苦头，桓温心里的那个邪火那是腾腾地冒，连带着曾华也恨上了。所以桓温坚决要杀袁门一家，除了想给江左上下立威之外，狠狠坏曾华的面子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到了咸安元年，桓温期盼的风调雨顺再也没有来了，反而迎来了一连串的天灾。春天先是大旱，好容易熬过夏天，秋天突如其来的洪水却蔓延了荆襄、江州、扬州各地。咸安元年秋七月，江左各地满是灾民，而且没过多久又成了饥民，尤其是以荆襄和三吴为甚。各地的饥民往往数以万计，聚集在各地的县郡城池外，嗷嗷待哺。没有饭吃的人往往很容易生事，各地官吏报上的告急让桓温焦头烂额，哪里还有心思去管袁瑾的朝歌军。
郗超到三吴之地转了一圈，回来后很严肃地跟桓温建议，赈灾刻不容缓，因为一旦三吴数十万饥民与江北徐州的袁、范叛军勾连，将不堪设想，可能会危及到整个江左朝廷的基业。
桓温当即采取强硬措施，他以朝廷的名义诏令各地世家豪强，每家每户必须按照所占田地的面积出钱出粮，救济灾民。各地世家豪强一片哗然，但是迫于桓温的专横，只得遵诏照行，不过大多数只是做做样子。
最后还是江左朝廷晋帝司马昱陛下亲自出面，给曾华手书一封，向其求援，并以同意圣教教会向江左传教为条件。曾华立即传令驻江左各地的北府商人开仓放粮。桓温等朝中重臣们心中气苦不已，这些粮食都是去年以粮抵债被北府商人收去的，在北府各商社仓库里存了一年后又回到江左百姓们的手里。
但是百姓们可不知道这里面的弯弯道道，他们只知道给粮食让他们活下去的是北府商人和圣教传教士。在北府商人和传教士口中，要谢就要多谢北府大将军曾华，如果不是他仁德广泽，大伙儿都得饿死。而且江左百姓们也终于了解到江右北府治下百姓们的真实生活，这些东西让江左百姓们心里多了不少想法。
在这个问题上，桓温和谢安、王坦之等人第一回达成共识，对北府装大尾巴好人颇有微词。现在坏人都让江左朝廷当完了，北府就出来当好人了，可是江左朝廷为什么要当坏人呢？还不是北府折腾的。可是这个道理桓温和谢安等人自己都绕了好几个圈才想明白，给老百姓讲怎么讲得清楚？
谢安和王坦之立即采取了对策，利用谢家和王家的声望，聚集了一部分粮食，然后以朝廷官府的名义向三吴之地的饥民赈灾，总算为朝廷挽回了一点民望。
正当桓温准备对自己根据地-荆襄地区进行赈灾时，范六又跳了出来。
由于徐州这数年来战乱不已，加上今年大灾，情况更是危急，许多临淮郡、广陵郡的百姓纷纷涌入下邳、彭城等北府占据之地，但是受官军阻挡滞留居地的饥民更多。范六看到时机成熟，再加上袁瑾在临泽一线挡住了朝廷主力大军，于是立即在射阳登高一呼，重举大旗，纠集了万余兵马向淮阴城进发。不但半月便聚得饥民十万余，那满山遍野的军势很快就把留守淮阴城的江左东海太守吓得屁滚尿流，立即弃城别走，逃回了临淮。
得势的范六立即遣兵四处攻打，一口气连陷了十余座城池。范六收杀世家豪强，开仓放粮，顿时聚得近二十万部众，一时临淮、广陵四处告急。
看到徐州局势又糜烂成这个样子，桓温气得差点没吐血。这次他下了决心，一定要将范六叛贼收拾干净了。
咸安元年秋七月，桓温表桓石虔为东中郎将，领军于高邮牵制袁瑾，表桓石秀为临淮太守，领军五千进驻徐县，自领两万兵马进驻盱眙。大军未行，粮草先动，可是咸安元年又是个灾年，朝廷和民间都无力支撑。桓温就传令临淮郡、淮南郡、历阳郡、广陵郡、丹阳郡，令世家豪强每家每户出粮一斛，强发其部曲家仆以为民夫，强征其车牛驴马运粮，不从者以通逆者论处。
在一片哀怨声中，桓温终于在秋九月向淮阴城发起进攻。范六裹十万民众在石鳌南与桓温大军对战，四战皆败，只得退守淮阴。秋十月，范六见事不可为，又使出惯技，自领数千本部亲信直奔射阳，将二十余万“从逆”百姓丢给桓温安抚。
桓温无法，只得以江左朝廷的名义向北府下邳、彭城、东海等郡借得粮草若干，暂时安定了这些百姓。正当他准备继续剿灭范六余孽，进而转身与桓石虔会剿临泽的袁瑾，谁知历阳、丹阳诸郡的豪强世家不满桓温的暴政，有的上表到建业告状，有的干脆装“山贼盗匪”将自己被征走的粮草牛马再抢回来。
加上镇守建业的桓冲来信说皇帝陛下身体变弱，桓温恐朝中有变故，于是只得退兵盱眙，留桓石秀镇守，再表刘波为东海太守，进驻淮阴，与桓石秀相连。
夏四月，镇南将军、广州刺史周楚卒。大司马桓温闻噩，涕然叹道：“永和众士，尽皆凋零，叙平狩猎江左恐不久亦”。左右劝曰：“谢安石才学高绝，可为江左柱石。”桓温默然许久却未言一语。
----引言摘述
“桓温老匹夫，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方解我心头大恨！”袁谨赤红着眼睛恨恨地大骂道，而旁边的朱辅、袁恩、灌秀也是满是悲戚之色。根据刚送来的情报，桓温下令将袁家一门五百余口全部斩杀在建业江边，一点都不给北府曾华面子，而天下民众也对桓温突然发作的暴虐颇有微词。
自从北府一面上表江左朝廷，力保袁瑾，一面毫不客气出兵数万，一举攻陷寿春、当涂和彭城、下邳一线，天下人又被北府的举动搞迷糊了，而做为当事人的桓温更是一头的雾水。不过他知道曾华一向是擅于布棋挖坑，为了以防万一，桓温只得放缓对合肥的进攻。而袁瑾在经历了惨重的教训之后，终于知道自己那帮兄弟子侄铲除异己是一把好手，真刀真枪就彻底歇菜了，于是袁瑾重新开始信任起朱辅、灌秀等跟随自己父亲多年的武将。
寿春陷于北府之手后，袁瑾在朱辅等人的劝说下，趁着桓温缓和攻势时机，率领仅余的五千寿春军精锐拼死突围，向西逃遁。桓温军一时没有防备住，让袁瑾、朱辅、袁恩、灌秀领着三千残军逃出了生天，经东城（今安徽定远东）、临淮逃奔到了广陵，与范六叛军汇合。
听说袁瑾率军来投，范六大喜过望，背了好几年暴民乱军的名分，终于也有正规军来投自己，这不正说明自己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吗。已经废除“帝号”的范六立即自称东海公，天下兵马大都督，然后授袁瑾为镇东将军，徐州刺史，都督徐、扬、豫州诸军事。当然了，范六也知道袁瑾这些人跟自己那些海贼、盗匪出身的班底绝对合不到一起去了，所以“非常大方”地将射阳以南地区划给袁瑾做地盘，还非常慷慨地拨出三万部众和一批粮草支援袁瑾。
袁瑾虽然从心里看不起范六等人，可惜现在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得捏着鼻子接受了封号，接纳了部众和粮草，再谢过范六的“大恩”之后便向南移驻，镇屯临泽，直接面对驻扎在高邮的桓石虔广陵军，成为范六新立的东海国最坚实的壁墙。
袁瑾在临泽刚刚立足，就听说桓温上表朝廷，强烈要求严惩叛逆的袁家一门，以正法纪。谁都知道这是桓温借机立威，威慑江左朝廷和众人，以挽回他在朝歌大败之后急剧下降的威望。谢安和王坦之纷纷上书，请求朝廷广施仁德，只要惩戒首恶即可，不要祸及家人无辜。甚至连留镇建业丹阳的桓冲也上表为袁家一门求情。
但是桓温却固执己见，并要求北府将从寿春俘获的数百口袁府众人移交给江左，由朝廷处置。看来桓温是吃准了北府最讲实际，不会为了一个被灭的家族势力跟自己翻脸，于是才摆出这么一副强硬态度来，也算是给江左那些三心二意的人敲响警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几经交涉无果，最后桓温祭出“法宝”，请朝廷下诏书，要北府交回袁家满门数百口，北府“无奈”，只得奉诏乖乖交人，不过在交人的时候，北府以曾华的名义给桓温递交了一封书信，请桓温看在旧故袁真的情分上，还有他以往为朝廷立下的赫赫功绩上，放过袁家满门。
但是桓温接到人之后，二话不说便将袁家这三百余口连同在合肥俘获的两百余口全部拉到建业城外，当着丹阳数万百姓士人的面尽数斩杀。
消息传出，天下哗然，据说就是一向对桓温很恭敬的曾华也发了火，下令不准北府卖给荆襄军一刀一马，并停了每年献给桓温的“岁贡”。
做为当事人的袁瑾更是悲痛欲绝，哭昏了三次后便有了刚才那番激烈的言语。朱辅跟随袁真三十多年，看到老主上家家破人亡怎么不戚然悲伤呢？而且自己的家人也一同陪了葬，朱辅想起桓温就咬牙切齿；袁恩是袁真的义子，跟随其十几年，更是与袁瑾情同兄弟，袁家破亡，便如同自己家亡一样，所以袁恩现在跟袁真一样悲痛欲绝；灌秀则是袁瑾的心腹亲信，也是他的亲兵队长，现在也是一脸悲愤地站在一边，捶胸顿足，恨不得立即杀了桓温老匹夫。
北府曾华在袁家的破亡一事上也脱不了干系，但是目前袁瑾等人心里只有桓温这一个敌人，在灭了桓家之前估计也没有工夫去找北府和曾华的麻烦，说不定还能能跟他们联合，倚为强援。
四人同仇敌忾，立下了拼死也要与桓温和桓家周旋到底的盟誓，接下来就是要付诸于行动。袁瑾从数万部众中选出三千青壮，与本部寿春军精锐编在一起，合为六千人，日夜操练。朱辅本是宿将，练兵整军自有一套，袁恩是寿春军中难得的善谋知兵之人，而灌秀不仅勇武，人也非常机灵。三人既然愿意誓死辅助袁瑾，自然拿出了十二分本领，用心尽事，不到半年便练出一支“东海国”的“虎狼之师”，号为“朝歌军”。
“朝歌军”的名号传到姑孰桓温耳中，当时就把这位江左朝廷的大司马气得半死。朝歌，这是桓温深以为耻的地名，也是他心底最痛的一块伤疤。当年他在那里坐等胜利，结果被慕容恪一个突袭打得半死，此后再也没有胆量和气魄北伐了，他的威望也从那时起就直线下降，而朝歌这个名字也成江左士子百姓暗地里嘲笑讥讽桓温的代名词了。袁瑾把自己精锐之师取名为“朝歌军”，其意不言而喻。
不过桓温已经没有心思去管袁瑾和他的朝歌军，他只是叫桓石虔率领广陵军看住高邮一线，防止贼军南下就好了，因为他现在一脑门的麻烦。
原本太和六年是个好年，可惜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太和五年财政窘境，桓温下了狠心对江左进行了一番改制，所以太和六年中百姓们种田积极性大大提高，种地面积也大大增多，加上太和六年江左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各地大熟，尤其是江左的基业-三吴之地和桓温的老根据地-荆襄地区。桓温接到各地大熟的消息，原本以为会过个好年，谁知刚过秋收就形势大变。
由于江左朝廷和高门世家都欠了北府一屁股债，现在必须要还债了。但是由于桓温的改制，江左各地都收到了朝廷的“农业指导精神”，太和六年只能全心全意种粮食，不能再搞其它“乱七八糟”的副业和农产品。
所以到了太和六年秋收北府商人来收账时，江左各地只能用粮食来抵债了。但是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只有粮食这种单一的“货品”，加上数量巨大，而北府的采购量却只有那么多，很快便出现了粮食大降价，而大熟的荆襄和三吴地区情况更是严重。各高门世家为了尽快还清债务，并且能够采购北府新的货品，不由纷纷压低价格出售粮食，结果形成了恶性竞争，最后粮价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一。但是为了补上窟窿，江左高门世家只能尽可能地多售粮食，而要想多获得粮食就只能拼命地从百姓和农奴手里敲榨更多的粮食，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对于普通百姓们来说，由于粮食“大降价”，食盐、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就相当于涨了价一样，不但原本指望多收了三五斗就可以改善生活的希望成了泡影，就是卖粮后挣得钱还不够买“预算”中一半的必需品，日子反而更加难过了。
而江左朝廷自己还欠着北府的钱，根本没有能力去进行“农业补贴”，按“保护价收购粮食”，只能看着丰年谷贱，谷贱又伤农，刚刚看到一点希望的江左财政状况又变得恶劣起来。
桓温开始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这种事情对于当时的江左士子们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了。在他们想来，只要百姓重农多耕种，产出更多的粮食不就行了吗？可惜加上一个贸易在里面，就变得让桓温、郗超等名士高才们看不明白了，就是王坦之、谢安也是有些转不过弯。不过这也难怪，北府商人在曾华“现代经济思想”的指点下，玩这些商贸手段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加上前几年的精心准备，自然够江左朝廷好好喝上一壶了。要知道曾华虽然在“异世”是学工科的，但是必修的基础课-《政治经济学》外加“多年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熏陶，肚子里关于经济商贸的学问鼓捣出来在这个时代已经足够让北府商人们玩转江左了。
当桓温攻陷了合肥，平定袁氏后发现太和六年的大丰年已经打了水漂，不但辛苦一年丰收的粮食全“低价”卖给了北府不算，十屁股债还只还了九屁股。到了咸安元年，教训惨重的高门世家和百姓们却怎么不敢再全种粮食了，他们纷纷明里暗里违抗朝廷的命令，改种棉花、蓖麻等“经济作物”，多养蚕茧，粮食耕种面积不到太和六年的三分之二。
桓温搞不明白这其中的经济规律，但是他只知道这一切的“罪源”都在贪婪的北府商人身上。想到自己的一番苦心化为泡影，今年又要“饱尝”财政危机的苦头，桓温心里的那个邪火那是腾腾地冒，连带着曾华也恨上了。所以桓温坚决要杀袁门一家，除了想给江左上下立威之外，狠狠坏曾华的面子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到了咸安元年，桓温期盼的风调雨顺再也没有来了，反而迎来了一连串的天灾。春天先是大旱，好容易熬过夏天，秋天突如其来的洪水却蔓延了荆襄、江州、扬州各地。咸安元年秋七月，江左各地满是灾民，而且没过多久又成了饥民，尤其是以荆襄和三吴为甚。各地的饥民往往数以万计，聚集在各地的县郡城池外，嗷嗷待哺。没有饭吃的人往往很容易生事，各地官吏报上的告急让桓温焦头烂额，哪里还有心思去管袁瑾的朝歌军。
郗超到三吴之地转了一圈，回来后很严肃地跟桓温建议，赈灾刻不容缓，因为一旦三吴数十万饥民与江北徐州的袁、范叛军勾连，将不堪设想，可能会危及到整个江左朝廷的基业。
桓温当即采取强硬措施，他以朝廷的名义诏令各地世家豪强，每家每户必须按照所占田地的面积出钱出粮，救济灾民。各地世家豪强一片哗然，但是迫于桓温的专横，只得遵诏照行，不过大多数只是做做样子。
最后还是江左朝廷晋帝司马昱陛下亲自出面，给曾华手书一封，向其求援，并以同意圣教教会向江左传教为条件。曾华立即传令驻江左各地的北府商人开仓放粮。桓温等朝中重臣们心中气苦不已，这些粮食都是去年以粮抵债被北府商人收去的，在北府各商社仓库里存了一年后又回到江左百姓们的手里。
但是百姓们可不知道这里面的弯弯道道，他们只知道给粮食让他们活下去的是北府商人和圣教传教士。在北府商人和传教士口中，要谢就要多谢北府大将军曾华，如果不是他仁德广泽，大伙儿都得饿死。而且江左百姓们也终于了解到江右北府治下百姓们的真实生活，这些东西让江左百姓们心里多了不少想法。
在这个问题上，桓温和谢安、王坦之等人第一回达成共识，对北府装大尾巴好人颇有微词。现在坏人都让江左朝廷当完了，北府就出来当好人了，可是江左朝廷为什么要当坏人呢？还不是北府折腾的。可是这个道理桓温和谢安等人自己都绕了好几个圈才想明白，给老百姓讲怎么讲得清楚？
谢安和王坦之立即采取了对策，利用谢家和王家的声望，聚集了一部分粮食，然后以朝廷官府的名义向三吴之地的饥民赈灾，总算为朝廷挽回了一点民望。
正当桓温准备对自己根据地-荆襄地区进行赈灾时，范六又跳了出来。
由于徐州这数年来战乱不已，加上今年大灾，情况更是危急，许多临淮郡、广陵郡的百姓纷纷涌入下邳、彭城等北府占据之地，但是受官军阻挡滞留居地的饥民更多。范六看到时机成熟，再加上袁瑾在临泽一线挡住了朝廷主力大军，于是立即在射阳登高一呼，重举大旗，纠集了万余兵马向淮阴城进发。不但半月便聚得饥民十万余，那满山遍野的军势很快就把留守淮阴城的江左东海太守吓得屁滚尿流，立即弃城别走，逃回了临淮。
得势的范六立即遣兵四处攻打，一口气连陷了十余座城池。范六收杀世家豪强，开仓放粮，顿时聚得近二十万部众，一时临淮、广陵四处告急。
看到徐州局势又糜烂成这个样子，桓温气得差点没吐血。这次他下了决心，一定要将范六叛贼收拾干净了。
咸安元年秋七月，桓温表桓石虔为东中郎将，领军于高邮牵制袁瑾，表桓石秀为临淮太守，领军五千进驻徐县，自领两万兵马进驻盱眙。大军未行，粮草先动，可是咸安元年又是个灾年，朝廷和民间都无力支撑。桓温就传令临淮郡、淮南郡、历阳郡、广陵郡、丹阳郡，令世家豪强每家每户出粮一斛，强发其部曲家仆以为民夫，强征其车牛驴马运粮，不从者以通逆者论处。
在一片哀怨声中，桓温终于在秋九月向淮阴城发起进攻。范六裹十万民众在石鳌南与桓温大军对战，四战皆败，只得退守淮阴。秋十月，范六见事不可为，又使出惯技，自领数千本部亲信直奔射阳，将二十余万“从逆”百姓丢给桓温安抚。
桓温无法，只得以江左朝廷的名义向北府下邳、彭城、东海等郡借得粮草若干，暂时安定了这些百姓。正当他准备继续剿灭范六余孽，进而转身与桓石虔会剿临泽的袁瑾，谁知历阳、丹阳诸郡的豪强世家不满桓温的暴政，有的上表到建业告状，有的干脆装“山贼盗匪”将自己被征走的粮草牛马再抢回来。
加上镇守建业的桓冲来信说皇帝陛下身体变弱，桓温恐朝中有变故，于是只得退兵盱眙，留桓石秀镇守，再表刘波为东海太守，进驻淮阴，与桓石秀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