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六回 孙中山北京辞世 蒋介石东征争先（
第五六回孙中山北京辞世蒋介石东征争先（上）
话说直奉大战后，张作霖一下子变得威风凛凛，率领十五万大军入驻京津，成了北洋政府的最高掌门人。张作霖身材瘦小，生性机警。他幼年家贫，曾为地主老财家放猪。青年时混迹绿林，染就浑身匪气，亦具豪侠风骨。后加入北洋军旅，却又独树一帜。在多年的军阀混战中纵横捭阖，左右开弓，进则入关问鼎，退则东北称王。由一个“放猪郎”成为拥兵数十万的乱世枭雄，张作霖不愧是一个亦官亦盗、亦匪亦侠的风云人物。
张作霖将帅府设在天津，带领一支卫队入京，与冯玉祥、段祺瑞会晤，设宴欢庆胜利。三人虽然握手言欢，但却貌合神离，各怀鬼胎。谚云：一山不容二虎。张作霖兵强马壮，携战场大胜之余威，一心想独霸北京，称雄天下。冯玉祥自认为政变有功，但却兵力单薄，难与张作霖抗衡。段祺瑞察颜观色，首尾两端，心存坐山观虎斗之念。席间，冯玉祥提议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暗中含有对抗张作霖之意。张作霖心知肚明，但因初来乍到，不好表示反对；何况早先曾与孙中山有共同起兵，讨伐曹锟之约。段祺瑞随声附和，表示赞同。于是，冯玉祥当即致电孙中山，称：“辛亥革命，未竟全功。以致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同奉军，勘定首都。此役既平，一切建国方略，尚赖指挥，望速命驾北来，俾亲教诲，同深期盼。”
数日后，段祺瑞毕竟老谋深算，略施小计，便挑起了两虎相争。他以临时执政的名义封张作霖为陆海军大元帅，同时又下令撤销国民军。冯玉祥早在政变之初就被部下推举为国民军总司令，并一手扶持段祺瑞上台。段祺瑞此刻恩将仇报，撤销了冯玉祥的职务，显示出露骨的敌意。从而引起了冯玉祥及其下属的强烈不满。相反，段祺瑞封张作霖为大元帅，则是主动巴结，卖身投靠之意；遂使张作霖更加飞扬跋扈、目空一切。
不久，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日益激化。冯部将领鹿钟麟因不满段、张勾结，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段、张。于是暗中释放了曹锟，让其尽快与吴佩孚联系，起兵攻打北京。随后，鹿钟麟又密谋发动兵变，企图驱逐段祺瑞出北京。不料，其事不密，段祺瑞预先得到风声，躲进了张作霖的元帅府。鹿钟麟的计划落空，而其意图却全部暴露无遗。
段祺瑞躲在天津，积极应对。在其密电唆使下，安徽、山东、福建、浙江的皖系军阀将领纷纷通电，扬言出兵讨伐冯玉祥。张作霖更是恼羞成怒，扬言要用武力解决鹿钟麟部。矛盾严重激化，双方剑拔弩张。段祺瑞缓过神来，立即以执政府的名义，命令冯玉祥到张家口，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在各方军阀的压力下，冯玉祥反复思忖，自知兵微将寡，难以抵敌，不得不率部撤出北京。接着，段祺瑞重返北京执政，但其实权却操在张作霖的手中。
再说孙中山接到冯玉祥的邀请电，立即发布《北上宣言》，重申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纲领，揭示国民革命的目的在于让人民掌握军队，结束军阀武装割据的局面；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问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号召。在孙中山和共产党人的大力推动下，全国各地很快掀起了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浪潮。上海、广州、南京、北京、天津和浙江、湖南、山东、安徽等地的民众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拥护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并争相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一时间，“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结束军阀统治”、“实现和平统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24年11月12日，孙中山在宋庆龄的陪同下，扶病登上“永丰舰”，自广州启程北上，途径湘江、上海，又绕道日本；一边积极治病，一边四处演说；反复强调：“军阀混战，致使生灵涂炭。”“各军阀皆以帝国主义为靠山，故欲打倒军阀，必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铲除一切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召集国民会议，组建民选政府，实为此行之要旨。”
一月后，孙中山一行抵达天津。在天津，孙中山与张作霖进行了数次会谈，就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上初步达成共识；但在军队问题上却发生了严重分歧。孙中山主张：“自民国以来，军阀混战不休，民众灾难深重。其根源在于武人专政，践踏民主。欲实现国内和平统一，军队必须交给国家，由政府统一指挥。”张作霖认为：“成者王侯，败者贼寇。强者为尊，弱者为贱。民国的几届政府，全是由军人拥立的。军队是老子，政府是儿子。岂能让儿子管老子？”孙中山解释道：“我们所说的政府，是经过国民会议选举产生的政府。”张作霖笑道：“别提议会选举。曹三傻子还不就是议会选举的，那些议员爱钱不要脸，连妓女都不如，简直是一群猪仔。”孙中山再次争辩道：“那是过去。我们现在要召集的国民会议，一定会公正选举。”张作霖大笑道：“先生太书生气了。你不爱钱，我信。可你能保证手下的人都不爱钱吗？依我看，这世界上就没有不爱钱的人。”二人分歧太大，终于不欢而散。次日，孙中山又强拖病体赶到北京，下榻于北京饭店。
正当孙中山辗转北上，一路宣传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时，段祺瑞执政府却发表了“外崇国信，尊重旧约”的卖国声明。同时，公布了一份《善后会议条例》，企图以所谓的善后会议来抵制国民会议。孙中山抵京后立即发表通电，反对段祺瑞一手包办的善后会议，并指示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善后会议。国民党中央随即向全党下达了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号召全国人民赶快起来抵制，立即召开国民会议。
段祺瑞包办的善后会议于2月1日开场。为了抵制和反对段氏之逆行，在国共两党的倡导和组织下，全国各地二百余名代表组成的国民会议于3月1日在京举行。经过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坚决否认段祺瑞的善后会议，重申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的主张。
当是时，旧的军阀政权刚刚被打倒，新的军阀政权尚未正式建立。北京城里同时召开着两个会议，一个是段祺瑞控制的善后会议，一个是孙中山指挥的国民会议。谁胜谁负，悬于一线。国民会议如能乘势而上，大有彻底结束军阀统治，实行民主建国之势。然而，如此大好局面，却因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而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结果。
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高举振兴中华大旗，常怀救国救民之念，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岁月中不屈不挠，早已积劳成疾。此次抱病进京，指导召开国民会议，接见各地代表，昼夜操劳，致使病情加重，高烧昏迷，被送进协和医院治疗。经德国、日本、英国、美国医生会诊，诊断为肝癌晚期，医治无望。孙中山本是医生出身，对自己的病情了如指掌；得知诊断结果后，他向身边守护人员提出，放弃治疗，出院休养。
孙中山出院后，迁至顾维钧之私寓静养。他自知时日不多，依然十分镇定，不顾病痛折磨，加紧安排后事。他躺在病榻上，艰难口授，由汪精卫代笔，写下国事遗嘱、致俄国政府书和家事遗嘱。复由夫人宋庆龄扶住手腕，在遗嘱上亲笔签字。其《总理遗言》略曰：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务须努力。
1925年3月12日，虽然已是早春，北方气候犹寒；突然天降大雪，漫山遍野皆白。是日，顾维钧寓所雪压翠竹，风折古松；春梅泣血，丹鹤哀鸣。屋内，孙中山脸色蜡黄，瘦骨嶙峋；静卧病榻，生命垂危。他微睁双目，环顾四周，用微弱的声音，向守候在身旁的夫人宋庆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要员汪精卫等人殷殷嘱托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和平、奋斗、振兴中华。”言讫，合上双目，与世长辞。斯时，窗外雪花飞洒，万水千山皆垂泪；北风呼号，天昏地暗齐伤悲。
次日，国民党中央、中共中央分别发表《告中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加倍努力，清除前进道路上之一切障碍，完成先生的未竟大业。
噩耗传出，举国悲痛，人民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对孙中山先生的深切哀思。各地报刊、杂志纷纷撰文缅怀，称赞先生的丰功伟绩。各大城市、各种政治团体纷纷举行追悼大会；千山肃立万水悲，兆民忍痛心欲碎。
第三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把总理灵柩移到北京公园，举行盛大公祭。为期十天的公祭仪式，一队一队的政党团体代表、各界民众、外国友人，个个臂带黑纱，胸佩白花，缓步来到灵前致哀、祭奠。吊唁民众，络绎不绝；旬日之内，达七十余万人。共产党领袖李大钊、林伯渠，以及国民党要员汪精卫、孙科等，轮流为孙中山先生守灵。公园内外，片片纸钱满天飞，对对银烛热泪流；苍松古柏皆戴孝，各界代表齐举哀。整个北京城内，旗帜半降，哀乐低回；人人佩戴黑纱，家家设立祭坛；挽联、挽幛挂满大街小巷，花圈、香烛摆满道路两旁。诗曰：
伟躯静卧花丛中，神州落日泣哀鸿。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人死不能复生，但精神可以永存。伟人辞世，留下的是振兴中华之千秋大业。哀思之余，当继承先生之遗志，一息尚存须努力，万代奋发强中华。倘能如此，则先生之英名，必将与天壤而同久，与三光而同辉。后人有诗志孙中山先生曰：
为改神州旧山河，投身革命磨难多。愈挫愈勇四十年，矢志不渝救中国。伟业未竟身先死，四万万人仰楷模。奋斗精神昭万代，激励后人再求索。
话说直奉大战后，张作霖一下子变得威风凛凛，率领十五万大军入驻京津，成了北洋政府的最高掌门人。张作霖身材瘦小，生性机警。他幼年家贫，曾为地主老财家放猪。青年时混迹绿林，染就浑身匪气，亦具豪侠风骨。后加入北洋军旅，却又独树一帜。在多年的军阀混战中纵横捭阖，左右开弓，进则入关问鼎，退则东北称王。由一个“放猪郎”成为拥兵数十万的乱世枭雄，张作霖不愧是一个亦官亦盗、亦匪亦侠的风云人物。
张作霖将帅府设在天津，带领一支卫队入京，与冯玉祥、段祺瑞会晤，设宴欢庆胜利。三人虽然握手言欢，但却貌合神离，各怀鬼胎。谚云：一山不容二虎。张作霖兵强马壮，携战场大胜之余威，一心想独霸北京，称雄天下。冯玉祥自认为政变有功，但却兵力单薄，难与张作霖抗衡。段祺瑞察颜观色，首尾两端，心存坐山观虎斗之念。席间，冯玉祥提议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暗中含有对抗张作霖之意。张作霖心知肚明，但因初来乍到，不好表示反对；何况早先曾与孙中山有共同起兵，讨伐曹锟之约。段祺瑞随声附和，表示赞同。于是，冯玉祥当即致电孙中山，称：“辛亥革命，未竟全功。以致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同奉军，勘定首都。此役既平，一切建国方略，尚赖指挥，望速命驾北来，俾亲教诲，同深期盼。”
数日后，段祺瑞毕竟老谋深算，略施小计，便挑起了两虎相争。他以临时执政的名义封张作霖为陆海军大元帅，同时又下令撤销国民军。冯玉祥早在政变之初就被部下推举为国民军总司令，并一手扶持段祺瑞上台。段祺瑞此刻恩将仇报，撤销了冯玉祥的职务，显示出露骨的敌意。从而引起了冯玉祥及其下属的强烈不满。相反，段祺瑞封张作霖为大元帅，则是主动巴结，卖身投靠之意；遂使张作霖更加飞扬跋扈、目空一切。
不久，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日益激化。冯部将领鹿钟麟因不满段、张勾结，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段、张。于是暗中释放了曹锟，让其尽快与吴佩孚联系，起兵攻打北京。随后，鹿钟麟又密谋发动兵变，企图驱逐段祺瑞出北京。不料，其事不密，段祺瑞预先得到风声，躲进了张作霖的元帅府。鹿钟麟的计划落空，而其意图却全部暴露无遗。
段祺瑞躲在天津，积极应对。在其密电唆使下，安徽、山东、福建、浙江的皖系军阀将领纷纷通电，扬言出兵讨伐冯玉祥。张作霖更是恼羞成怒，扬言要用武力解决鹿钟麟部。矛盾严重激化，双方剑拔弩张。段祺瑞缓过神来，立即以执政府的名义，命令冯玉祥到张家口，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在各方军阀的压力下，冯玉祥反复思忖，自知兵微将寡，难以抵敌，不得不率部撤出北京。接着，段祺瑞重返北京执政，但其实权却操在张作霖的手中。
再说孙中山接到冯玉祥的邀请电，立即发布《北上宣言》，重申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纲领，揭示国民革命的目的在于让人民掌握军队，结束军阀武装割据的局面；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问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号召。在孙中山和共产党人的大力推动下，全国各地很快掀起了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浪潮。上海、广州、南京、北京、天津和浙江、湖南、山东、安徽等地的民众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拥护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并争相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一时间，“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结束军阀统治”、“实现和平统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24年11月12日，孙中山在宋庆龄的陪同下，扶病登上“永丰舰”，自广州启程北上，途径湘江、上海，又绕道日本；一边积极治病，一边四处演说；反复强调：“军阀混战，致使生灵涂炭。”“各军阀皆以帝国主义为靠山，故欲打倒军阀，必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铲除一切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召集国民会议，组建民选政府，实为此行之要旨。”
一月后，孙中山一行抵达天津。在天津，孙中山与张作霖进行了数次会谈，就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上初步达成共识；但在军队问题上却发生了严重分歧。孙中山主张：“自民国以来，军阀混战不休，民众灾难深重。其根源在于武人专政，践踏民主。欲实现国内和平统一，军队必须交给国家，由政府统一指挥。”张作霖认为：“成者王侯，败者贼寇。强者为尊，弱者为贱。民国的几届政府，全是由军人拥立的。军队是老子，政府是儿子。岂能让儿子管老子？”孙中山解释道：“我们所说的政府，是经过国民会议选举产生的政府。”张作霖笑道：“别提议会选举。曹三傻子还不就是议会选举的，那些议员爱钱不要脸，连妓女都不如，简直是一群猪仔。”孙中山再次争辩道：“那是过去。我们现在要召集的国民会议，一定会公正选举。”张作霖大笑道：“先生太书生气了。你不爱钱，我信。可你能保证手下的人都不爱钱吗？依我看，这世界上就没有不爱钱的人。”二人分歧太大，终于不欢而散。次日，孙中山又强拖病体赶到北京，下榻于北京饭店。
正当孙中山辗转北上，一路宣传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时，段祺瑞执政府却发表了“外崇国信，尊重旧约”的卖国声明。同时，公布了一份《善后会议条例》，企图以所谓的善后会议来抵制国民会议。孙中山抵京后立即发表通电，反对段祺瑞一手包办的善后会议，并指示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善后会议。国民党中央随即向全党下达了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号召全国人民赶快起来抵制，立即召开国民会议。
段祺瑞包办的善后会议于2月1日开场。为了抵制和反对段氏之逆行，在国共两党的倡导和组织下，全国各地二百余名代表组成的国民会议于3月1日在京举行。经过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坚决否认段祺瑞的善后会议，重申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的主张。
当是时，旧的军阀政权刚刚被打倒，新的军阀政权尚未正式建立。北京城里同时召开着两个会议，一个是段祺瑞控制的善后会议，一个是孙中山指挥的国民会议。谁胜谁负，悬于一线。国民会议如能乘势而上，大有彻底结束军阀统治，实行民主建国之势。然而，如此大好局面，却因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而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结果。
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高举振兴中华大旗，常怀救国救民之念，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岁月中不屈不挠，早已积劳成疾。此次抱病进京，指导召开国民会议，接见各地代表，昼夜操劳，致使病情加重，高烧昏迷，被送进协和医院治疗。经德国、日本、英国、美国医生会诊，诊断为肝癌晚期，医治无望。孙中山本是医生出身，对自己的病情了如指掌；得知诊断结果后，他向身边守护人员提出，放弃治疗，出院休养。
孙中山出院后，迁至顾维钧之私寓静养。他自知时日不多，依然十分镇定，不顾病痛折磨，加紧安排后事。他躺在病榻上，艰难口授，由汪精卫代笔，写下国事遗嘱、致俄国政府书和家事遗嘱。复由夫人宋庆龄扶住手腕，在遗嘱上亲笔签字。其《总理遗言》略曰：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务须努力。
1925年3月12日，虽然已是早春，北方气候犹寒；突然天降大雪，漫山遍野皆白。是日，顾维钧寓所雪压翠竹，风折古松；春梅泣血，丹鹤哀鸣。屋内，孙中山脸色蜡黄，瘦骨嶙峋；静卧病榻，生命垂危。他微睁双目，环顾四周，用微弱的声音，向守候在身旁的夫人宋庆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要员汪精卫等人殷殷嘱托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和平、奋斗、振兴中华。”言讫，合上双目，与世长辞。斯时，窗外雪花飞洒，万水千山皆垂泪；北风呼号，天昏地暗齐伤悲。
次日，国民党中央、中共中央分别发表《告中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加倍努力，清除前进道路上之一切障碍，完成先生的未竟大业。
噩耗传出，举国悲痛，人民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对孙中山先生的深切哀思。各地报刊、杂志纷纷撰文缅怀，称赞先生的丰功伟绩。各大城市、各种政治团体纷纷举行追悼大会；千山肃立万水悲，兆民忍痛心欲碎。
第三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把总理灵柩移到北京公园，举行盛大公祭。为期十天的公祭仪式，一队一队的政党团体代表、各界民众、外国友人，个个臂带黑纱，胸佩白花，缓步来到灵前致哀、祭奠。吊唁民众，络绎不绝；旬日之内，达七十余万人。共产党领袖李大钊、林伯渠，以及国民党要员汪精卫、孙科等，轮流为孙中山先生守灵。公园内外，片片纸钱满天飞，对对银烛热泪流；苍松古柏皆戴孝，各界代表齐举哀。整个北京城内，旗帜半降，哀乐低回；人人佩戴黑纱，家家设立祭坛；挽联、挽幛挂满大街小巷，花圈、香烛摆满道路两旁。诗曰：
伟躯静卧花丛中，神州落日泣哀鸿。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人死不能复生，但精神可以永存。伟人辞世，留下的是振兴中华之千秋大业。哀思之余，当继承先生之遗志，一息尚存须努力，万代奋发强中华。倘能如此，则先生之英名，必将与天壤而同久，与三光而同辉。后人有诗志孙中山先生曰：
为改神州旧山河，投身革命磨难多。愈挫愈勇四十年，矢志不渝救中国。伟业未竟身先死，四万万人仰楷模。奋斗精神昭万代，激励后人再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