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九章 中国的学者专家
旗州很疯狂，杨少宗在几天前和市委严竹青算了一个账，旗州现在各种各样的小工厂和小公司至少有七万多家，本地人投资和外地人投资的比例是7：3开。
这么简单的一算，基本就能知道旗州有多少小老板。
如果只计算五十万资本规模以上的小老板，旗州的数据基本要比长江市高出一倍，而长江市是一个常驻人口一千两百多万的副省级市，旗州只是一个本地和流动人口加起来也不过三百万左右的县级市。
如果真的要讨论旗州人的成功之路，那就只有两条，第一，我们做合作社，保障每个人都有饭吃，没有能力没关系，大家一起联合干大事；第二，我们搞公私合营，有能力的都出去干，咱们公社鼎力支持，要钱给钱，要地给地。
归根结底一句话，自由的人民公社！
现在很多大学生、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愿意跑到旗州来，这说明这对大家有吸引力，这说明旗州的路子是对的，咱们贫富差距大，那是因为有人是几十亿的大亨，就从最低层的那群人算，只要不是外来人口，每年也有几万元的收入，在1995年，你能否找到第二个地区和旗州比一比？
旗州不能改变税法，不能增收更高的个人所得税，旗州的解决办法就是所有穷人联股，大家一起出股请高明的人管理，我们请最好的海归派职业经理人来管理——章华桥在旗州信托资产管理公司的年薪是六百多万，额外有1.3%的分红权。
外面的人跑到旗州创业是另外一回事，关键是旗州人自己也非常喜欢做老板，不抱着旗州合作社混个小康，人人都想发达，这种风潮已然非常疯狂。
假如每个社员都抱着小康思想天天守在合作社里，那真的就有问题了，杨少宗的引导思路一直如此，你不懂没有关系，可以看别人是怎么搞的，实在不行可以学，哪怕你只有初中学历，我们本地大学照样收你读成人教育，你缺资本可以和公社、合作社商量，集体可以借你一笔钱搞公私合营，可以帮你发展起来，集体同样占一笔股份，但绝对不会很多。
如果说旗州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能够向外面推广的成功经验是什么，杨少宗觉得最终要的成功经验就是他们的开放和自由化思想，特别是他们的公私合营模式。
杨少宗在7月份的时候有意识到做了一个调查，他将旗山肉联厂88年增招的那批职工表调出来查看情况，在电脑上一核查，当初从全县增招一千多名高中生职工中，超过一半都在厂里陆续接受了大专学历成人教育。
他当初对这些人的希望是他们未来都可以成为旗珍集团的中基层管理人员，所以是不惜工本的投资教育培训，现在一看，最终只有不到70个人留在旗珍和中旗系其他公司担任中层管理，其余的人几乎都下海经商去了。
这里面有些比较出名的人，现在都是厂长、副厂长，不谈社里累计分出去的股票，身家过千万的也有十几个。
这些人中最有意思的一个人叫王立川，关山镇人，这个人有个兴趣是自学俄语，后来旗珍集团搞对苏联外销的时候，他就被选出来到莫斯科常驻，92年的时候，这个人选择停社自营，常年往返中俄做倒爷。
94年底，杨少宗和萧薇结婚的时候，这个人听到消息就从俄罗斯飞了回来参加婚礼，送过来的贺礼是一辆进口宾士加长轿车。
人家送这么重的礼物，杨少宗肯定得和他说两句，虽然杨少宗对这个人基本是没有多少印象。
他就问王立川，你现在的生意做得怎么样，大概能有多少身价？
王立川很谦虚，说，我不行，在旗州肯定排不上号的。
杨少宗就语重心长了，说，那多不好意思，你给我们送这么重的礼物，我们也不好意思收啊。
王立川就急了，说，我是没有多少钱，一个亿还是拿得出来的，我现在和几个子合股买了一个矿山的，铁矿石质量很好的，都出口给德国人的，一年也能赚几千万。
他又说了，这个车，你们一定要收的，那时候要不是您把我招进厂里，还让我去宁州大学培训学习，我哪里能有今天的？
所以说，旗州就是这样的地方。
还是在结婚的时候，杨少宗和同学李光泗闲聊，就问李光泗以后打算怎么搞。
杨少宗这个话有目的，因为李光泗和徐小玲的普乐士玩具公司是旗州最大的玩具厂，也是国内目前最大的玩具代工企业。
李光泗就说，我下一步打算将普乐士做成全球最大的玩具代工企业。
杨少宗就说，那我们要想办法给你找地皮了。
李光泗说，不用，我搞订单，都包给别人做，他按照我的标准生产就行啦，我现在也在香港注册公司了，以后用香港普乐士的名义自己做品牌，向东南亚出口中高档玩具，自己不生产，都给别人代工，反正旗州这边的玩具厂多的很。
旗州人现在就是这么做生意的。
比如说95年6月开始的全国股市暴跌，外面的人都以为管靳生和阚治东有矛盾，两个人搞内讧，旗州很人在洗澡堂里洗个澡都知道了，人家就是耍外面人玩的，杨主席还在呢，中国股市不会跌的，等到股市打到底了，10万块钱进去，两个月后就是100万出来。
旗州炒股的人多，融资的办法也多，甚至有人将旗山人民公社的社员证拿出去抵押都能贷到10万块，旗州民间融资渠道之多，多的令人发指，因为本地资金流量大的令人发指。
如果你要办工厂、搞养殖场、买矿山，亲戚朋友借一借都有几十万的启动资本，所谓将手里的股票抵押给金融机构都是最后的办法。
有人开玩笑，说旗州的户口本都可以拿出去抵押贷款的。
旗州说到底，两个机会抓的非常狠，一个是炒国库券，二个是炒股票，88年和92年两次炒出了一大批百万富翁，后来又连续分股票，搞投股，让旗州从一开始就明显处于一个资本过剩的情况，民间融资非常强盛。
因为本金容易贷到，人才、技术都不缺，市场好找，旗州本地办企业确实是非常容易的事，当然，最好的办法无非是搞公私合营，拿了证，资金就不是大问题，要人去人才市场招，旗州人才市场每天都有几万人在求职，要工人去劳务市场招，在金桥、旗河工业区，外来务工的人很多的。
在旗州，每年基本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民工涌进来。
旗州的流动人口是很难统计的，很多村里面的小厂都有四五百人，基本统计不到位，真要算起来，旗州一个县级市至少有两百多万的外来人口。
因为旗州的土地供应比较紧张，跑到外地办厂的人也就特别多，集中在宁州长治县、淮海市的青浦县、南浦县、汤山县，连就在旗州南面的淮中市玉河县都变得非常火热。
在中原煤矿区，小煤矿主有一半是旗州人。
旗州是一个县级市，可旗州绝对是中国奔驰、宝马最密集的地段，甚至一度海关总署跑到旗州来打击走私，因为买走私奔驰车的人中，几乎有1/4是旗州人。
旗州人，刁。
搞得最坏的时候，还是萧薇出面把这个事情摆平，先买车后补票。
所以，旗州人把萧薇称作“大奶奶”，连旗州的那些市委领导都这么称呼她。
杨少宗夫妇在旗州，那不是人，是神。
93年危机过去之后，旗州在杨少宗的控制下发展到了1995年，整体经济规模就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膨胀状态，在旗州人面前，温州真的不算什么了。
旗州人自己吹嘘，说是中央已经批了，准备在旗州再搞一个证券交易所，这个是假话，不过，杨少宗确实在帮旗州申请创办国内大宗期货交易所，而且批下来的可能性非常高。
从这个侧面其实也能证明旗州在国内经济视野中的地位到底有多惊人。
有人说，旗山人民公社不是公社，纯粹一个私人老板俱乐部，这话说的挺过分，但又基本是不离十。如今，旗山人民公社不在了，扩大成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一挥手说要扩张，你可以想象旗州人到底有多兴奋，恨不得当天就通过，全体加入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
5月底刚全部通过，7月份，旗州的股民基本就增加了三十万，钱多钱少不是问题，关键是旗州这个风气就这样，大家一窝蜂的冲进去炒股票。
7月初的时候，管靳生甚至放话让旗州人都不要买股票，等中旗万通证券公司推荐，免得他打不掉淞州股指，还把淞州股指给抬了上去。
其实真正有经验的旗州老股民就聪明的多，他们基本不自己冲出去开户炒股，所有钱都委托在各种各样的联标公司（后面解释，在旗州非常之多，多如牛毛），反正都是一条线操作，跟着中旗系跑路的。
所以说，等到中旗系正式放话说深州股市更健康，深州股市就天天暴涨到涨停，连续一个月的涨停，一口气不消停的直接冲到1500点大关。
这恐怕是中国股票市场上最大的奇怪，同样是两大股市，深州股市是刚涨破1500点大关，淞州股市却一直徘徊在300点。淞州方面只好自行救市，强行抬升本地股，拉起来做龙头。
淞指也随之一路开始涨，涨到623点又跌回去（管靳生还给你涨的机会吗？），最后就只能维持在500点，只有淞州银行的股指继续逆势上扬。
不正常，显然不正常。
谁在乎呢？
最后终究是淞州方面挺不住了，派了一名副市长到旗州考察，说是来旗州考察，不如说是来和中旗集团摊牌的，说是来发飙的，不如说请中旗系回去救市。
淞州毕竟是改革龙头，毕竟是直辖市，人家也不是吃素的，一边请中旗系回去救市，一边告了中旗系的状，搞得管靳生都被抓了，还好是没有大问题，又或者说是中旗这边关系硬，请省委出面将管靳生给保了回来，没有判个操纵股市的罪名。
这些都是小事。
阚治东负责和淞州那边的人讨价还价，这个时候，杨少宗则在香港继续专攻计量经济学领域，一心想要成为中国最好的走狗型学者专家兼学者型官员。
旗州人将杨少宗当作神一般的供着，可杨少宗有自己的打算，他不觉得自己还需要去为旗州人指路，他后面只是要完成自己的所有计划，另外也要逐步调整旗州人的思想，让他们进一步重视教育。
老板也要读书，自从旗州商学院开设了在职mb和现代企业管理本科进修班后，杨少宗就让宋方舟等人通过旗州企业家协会尽量说服大家去就读，学费是高了点，可绝对物有所值。
市场有市场的机制，杨少宗并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
他还是每周回旗州一次，花一天的时间看完所有报告和文件，开两个会议，一个是旗州合作社的工作例会，一个是旗州市委的党委讨论会，有时候也会抽时间去参加淮海市委的地方工作例会，为市委出谋划策。
至于中旗集团在中国区内地的业务，他基本过问的不多，大体都由管靳生和华康盛等人负责，萧薇在香港的学习任务轻，每周会回来两三天的时间和管靳生等人沟通一下。
杨少宗则将大部分的精力继续用于在港攻读博士学位，他知道自己必须学的更扎实一点，只有这样才能在更长远的时间为国家出谋划策。
他已经不可能再担任行政职务，旗州主席也不过是暂时的安排，为了集中精力学习，他已经辞去了旗州经济研究院的代院长和中国经济论坛的执委会主席职务，退下来担任旗州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的茅于时重新出山，担任这两个职务。
按照杨少宗的计划，他估计年底就会正式辞去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的管委会主任职务，并提议省委重新通过新的决议，由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的社长兼任管委会主任一职，形成惯例，合作社改为党组，不再是第一把手。
实际上在杨少宗时期，管委会党委就已经不是一把手，淡化的很厉害，现在改成党组，实际上就成了淮海市委在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的派出机构。
这样的设计已经类似于很多国营企业，厂长开始掌握大权，党组反而被淡化，就是这样，因为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实际上更像是一个超级巨大的国营企业，经营活动远远要比政治和思想活动重要。
最终，杨少宗只会在旗州保留旗州主席一职，原本在市委的工作就不多，还基本是由秦大驰代他处理。
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少宗在香港大学开始集中精力进行下一个课题的研究——微观计量经济学，这个领域在世界经济学中还没有被完全开拓出来，很多国际上最顶尖的经济学家都在试图做这个方面的工作。
杨小凯也在做。
在华人经济学家中，张五常是号称唯一能读懂诺斯的人，他的专家领域是制度经济学，而杨小凯则是华人经济学家中少数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专家。
想要读懂杨少宗的《行政经济学》，你首先要懂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但这只是一个基础，真正想要搞清楚整体的构造和模型，包括大量的运算逻辑和推演理论，你必须有扎实的计量经济学功底，同时也要涉及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领域，比如超对角和超边际引导理论……应该说，这是用计量经济学的一些经典理论去深入到新古典经济学中，由此形成的一个新领域，而这就是杨小凯教授最擅长，也是他目前领先世界上其他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的地方。
所谓微观计量经济学，如果你在2004年以后开始攻读mb、emb学位，基础理论课程中都会有这一门课，它是纯理论方面通过数据和引导理论去推演个人选择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力。
自由市场经济学派通常认为市场具有自动选择和淘汰的能力，那些劣质的产品会被自动清除出市场，可是，微观计量经济学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在很多特定的条件下，个人未必会选择优质的产品——这一点，大家其实也都明白，其中具体的逻辑范畴，以及相关对自由经济市场的影响范畴有多大，这还需要更多的经济学家去不断的研究。
基本上，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完全诞生是1996年到2002年这个阶段，并由此出现了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可以说是20世纪末期，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局部创新。
杨少宗曾经在中欧国际商学院修读过，当时只是随便学学，纯粹混个emb的学位，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怜。
只好从头继续和杨小凯教授一起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好在他们手里的数据量是非常大的，纯理论的研究工作也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
杨少宗的意思是从亚洲市场为主体的模型导论，开始推演这个理论，尽可能将整个微观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先完善，然后再做一些系列论文，逐步完善整个微观计量经济学对国际市场的不同方面的解剖。
这是因为，杨少宗手里有非常完善的关于亚洲的数据，只要完成理论上的计算和推演，基本就能将论文提交出去，而且，他们拥有两台香港和东南亚目前最好的大型计算机，基本可以在一个月完成所有必须的计算工作，实在不行，他们还可以调用旗州计算机信息研究院的那一台巨型计算机。
感觉杨少宗有点抢速度，不管是否够完善，先推出去再说，杨小凯不是很高兴，他一贯是比较追求完美的，不过，目前国际经济学界对此的研究力度非常大，很多专家已经进行了四五年的调研，而他只是去年才开始，杨少宗更是临时才加入进来。
杨小凯最初是想和张五常合作，但张五常的业务比较多，这几年基本没有从事国际上最前沿的经济学研究，最后，他选择了华人经济学界的另一位在计量经济学上造诣颇深，并且在微观计量方面从事了三年研究的黄有光。
1995年9月，黄有光从澳洲莫纳什大学赶了过来，三个人一起聚集在香港讨论整个微观计量逻辑体系的问题，在此之前，黄有光已经独立完成了对市场的一个剖析论文，但对于整个微观计量的开创性不大。
在这里，杨小凯和杨少宗则有更大的开拓性，他们的思维跳跃的非常大，视野也更为开拓，试图分析微观计量从微观到整个宏观的多维影响，也就是要微观计量去分析整个国家经济和国际贸易，如果他们完成了这一论文，他们最终将会直接奠定微观计量经济学的整个大框架。
在和杨少宗、杨小凯两个人讨论之后，黄有光非常惊讶，他觉得自己无法对这个论文有比较大的贡献，这已经超出了他目前的研究范畴，他建议邀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丹尼尔-麦克法登教授，他认为只有麦克法登的研究范畴和二杨是在同一个高度，而丹尼尔-麦克法登是这个领域目前最快的两个人之一。
丹尼尔-麦克法登。
杨少宗是比较熟悉的，因为中欧国际商学院在2004年之后采用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教材正式丹尼尔版本的译本。
杨少宗现在完全涉嫌抄袭，只不过是抄的有点太高级。
在黄有光的介绍下，杨少宗和杨小凯一起前往加州，在伯克利分校和丹尼尔就这个领域的研究进行交流，最后，大家真的在黄有光的建议下联合一起研究。
他们的计划非常雄伟，打算一次性的将整个微观计量对宏观计量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全部剖析出来，论文的全称是《个人计量选择对各国宏观经济及国际贸易的影响》。
三个人各自负责一个领域的研究，杨少宗的任务是通过微观计量中最基础的部分，即个人抉择、信息、广告等基础元素去分析微观计量的整体范畴，由此引导出个人计量选择对局部市场的影响，而杨小凯的工作是用计量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逻辑去分析，完成微观计量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最终由丹尼尔-麦克法登完成微观计量对国际经济及贸易的影响和波动范围。
微观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在1996-2002这个阶段基本是分三步完成了整个学科的构架，有三位经济学家完成，并陆续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杨少宗、杨小凯、丹尼尔三个人的合作研究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将一次性的完成整个学科的构架。实际上，杨少宗有另外一个认识，也就是微观计量和地区行政竞争基本可以解释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整个过程，从发展到结束，这两点的因素是最大的。
这也就是说，他可以将行政经济学衍生推广，扩大其覆盖的范围，并通过微观计量来综合研究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理及过程，以及后续的结果。
从加州伯克利分校返回后，杨少宗和杨小凯就分别着手进行各自领域的研究，不过，杨少宗在整个功底上还是要弱一些，他的长处在于开创性的思维逻辑和更为宽阔的视野。
身为杨少宗实际上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导师，杨小凯当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杨小凯也在一定程度继续帮杨少宗逐步完善第一部分的很多工作。
杨少宗自己也另外请了两个朋友来帮忙做一些数据模型上的分析讨论，差不多到了10月底，他就在杨小凯的帮助下完成了第一部分的初稿。
过来帮杨少宗的人是凡纲和李兆棠的一个在读研究生，功底都非常扎实，他们的工作基本相当于研究生，帮杨少宗完成一些基础工作，因为杨少宗目前还没有自己的研究生可以做这些事情。
等杨少宗将初稿基本拿出来，凡纲就说了一句很客观的话，他说，这基本能算是华人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机会了，至于张五常的那一次，那真不是什么好机会。
就目前而言，只能说是最接近，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光凭这一部分基本是很难建立真正的学术地位，类似的一些工作在此前已经有几位经济学家给出了相关的论文，只能说杨少宗做的更为深入和广泛，并且将整个基础框架构建了起来。
假如此前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基础工作，他是一个人提出来的，那具有绝对的开创性，倒是有可能获得一个真正触摸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机会。
张五常说，他在经济学中努力研究了四十年，只是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次提名机会而已，其实，这个话有点过分，因为他基本只做了二十年左右的研究工作，后来就慢慢淡出了国际经济学界最为前沿的领域，一直在吃制度经济学的老本，而那早在90年以前就不再是国际经济学界的重点研究范围，能做的研究从40年代到70年代基本都做完了。
目前，国际上最尖端的经济学领域无非是三个方向，一、计量经济学的微观领域（这个领域严格算起来，从1998年开始，直到2009年，连续跳出了四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堪称是最热的范畴）；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开拓研究（杨小凯有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机会，实际上都是在这个领域）；三、国际自由贸易及其自由学派的宽松定论。
制度经济学在2007年曾经一次性出现了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实际上都是迟来了二十年的奖励，这三个人基本上一锤定音，在二十年前就将整个领域敲入了棺材。
如果你还想在这个领域继续扩展，那就只能打开一个新的方向，那个难度太大，除非现有的经济形态发生重大改变，就像古典经济学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前就基本敲死了，到了80年代末期又死灰复燃，开启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国内经济学界比较可怜的一点是研究最热门的领域跟不上别人的思维，只能拾人牙慧，于是就一天到晚跟着政府转，地产热就研究地产，金融热就研究金融，农业热就研究农业，新经济热就研究新经济，不敢去做新领域和最热门领域的开拓研究，抓点小东西，别人不研究的东西在那里沾沾自喜。
就这样还一天到晚感叹，说什么中国经济学家拿不到诺贝尔是政治歧视，说句难听话，你还给别人歧视你的机会没有？
国内号称几千个的经济学家加起来，连一次提名都没有，只有杨小凯后来在新古典领域有过两次提名，可人家也长期在澳洲莫纳什大学工作，根本不回国。
黄有光这样的海外华人经济学家相比国内经济学家真是太有素质，明知道二杨的领域是很有机会提名的，可他自知的自己目前的研究课题跟不上，就不凑这个热闹，还主动帮二杨找一个水平更合适的经济学家。
这种素质……如果换了国内经济学家，早就一窝蜂的哄抢了，哪怕就是帮忙介绍一下，也非常渴求在论文上署个名。
如果杨少宗不是杨少宗，你看凡纲敢不敢干这种事，说不准连张五常都敢来，如果杨少宗真就是一个普通的经济学博士在读生，拜在李兆棠的门下，那就扯吧，杨少宗这篇论文能不能挂他的名字还是问题。
别说这一篇，连《行政经济学》的机会都不会给你，导师的名字一签，后面就都是导师的功劳，你爱去哪里混，就去哪里混。要是识相，我给你一个机会毕业当教授，继续盘剥下面那群小兔子，他们就是你成名立万的廉价劳动力。
最搞笑的是学生抄袭一篇论文，教授一看很不错，大名一签归他所有，结果闹出大风波……这些事情太多，大家都知道不是你在抄袭，可你也更不是个东西，你他妈连抄袭都不如，你就一个霸占，活该……虽然别的教授也都这么做的，可人家好歹花了精力检索一下，纯属原创再签字霸占，你连检索这种基础工作都不干的啊。
杨少宗是真服了国内的这帮学者专家，他跑出来，特意跑到香港大学就是不想惹出那些乱七八砸的事情。RO
这么简单的一算，基本就能知道旗州有多少小老板。
如果只计算五十万资本规模以上的小老板，旗州的数据基本要比长江市高出一倍，而长江市是一个常驻人口一千两百多万的副省级市，旗州只是一个本地和流动人口加起来也不过三百万左右的县级市。
如果真的要讨论旗州人的成功之路，那就只有两条，第一，我们做合作社，保障每个人都有饭吃，没有能力没关系，大家一起联合干大事；第二，我们搞公私合营，有能力的都出去干，咱们公社鼎力支持，要钱给钱，要地给地。
归根结底一句话，自由的人民公社！
现在很多大学生、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愿意跑到旗州来，这说明这对大家有吸引力，这说明旗州的路子是对的，咱们贫富差距大，那是因为有人是几十亿的大亨，就从最低层的那群人算，只要不是外来人口，每年也有几万元的收入，在1995年，你能否找到第二个地区和旗州比一比？
旗州不能改变税法，不能增收更高的个人所得税，旗州的解决办法就是所有穷人联股，大家一起出股请高明的人管理，我们请最好的海归派职业经理人来管理——章华桥在旗州信托资产管理公司的年薪是六百多万，额外有1.3%的分红权。
外面的人跑到旗州创业是另外一回事，关键是旗州人自己也非常喜欢做老板，不抱着旗州合作社混个小康，人人都想发达，这种风潮已然非常疯狂。
假如每个社员都抱着小康思想天天守在合作社里，那真的就有问题了，杨少宗的引导思路一直如此，你不懂没有关系，可以看别人是怎么搞的，实在不行可以学，哪怕你只有初中学历，我们本地大学照样收你读成人教育，你缺资本可以和公社、合作社商量，集体可以借你一笔钱搞公私合营，可以帮你发展起来，集体同样占一笔股份，但绝对不会很多。
如果说旗州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能够向外面推广的成功经验是什么，杨少宗觉得最终要的成功经验就是他们的开放和自由化思想，特别是他们的公私合营模式。
杨少宗在7月份的时候有意识到做了一个调查，他将旗山肉联厂88年增招的那批职工表调出来查看情况，在电脑上一核查，当初从全县增招一千多名高中生职工中，超过一半都在厂里陆续接受了大专学历成人教育。
他当初对这些人的希望是他们未来都可以成为旗珍集团的中基层管理人员，所以是不惜工本的投资教育培训，现在一看，最终只有不到70个人留在旗珍和中旗系其他公司担任中层管理，其余的人几乎都下海经商去了。
这里面有些比较出名的人，现在都是厂长、副厂长，不谈社里累计分出去的股票，身家过千万的也有十几个。
这些人中最有意思的一个人叫王立川，关山镇人，这个人有个兴趣是自学俄语，后来旗珍集团搞对苏联外销的时候，他就被选出来到莫斯科常驻，92年的时候，这个人选择停社自营，常年往返中俄做倒爷。
94年底，杨少宗和萧薇结婚的时候，这个人听到消息就从俄罗斯飞了回来参加婚礼，送过来的贺礼是一辆进口宾士加长轿车。
人家送这么重的礼物，杨少宗肯定得和他说两句，虽然杨少宗对这个人基本是没有多少印象。
他就问王立川，你现在的生意做得怎么样，大概能有多少身价？
王立川很谦虚，说，我不行，在旗州肯定排不上号的。
杨少宗就语重心长了，说，那多不好意思，你给我们送这么重的礼物，我们也不好意思收啊。
王立川就急了，说，我是没有多少钱，一个亿还是拿得出来的，我现在和几个子合股买了一个矿山的，铁矿石质量很好的，都出口给德国人的，一年也能赚几千万。
他又说了，这个车，你们一定要收的，那时候要不是您把我招进厂里，还让我去宁州大学培训学习，我哪里能有今天的？
所以说，旗州就是这样的地方。
还是在结婚的时候，杨少宗和同学李光泗闲聊，就问李光泗以后打算怎么搞。
杨少宗这个话有目的，因为李光泗和徐小玲的普乐士玩具公司是旗州最大的玩具厂，也是国内目前最大的玩具代工企业。
李光泗就说，我下一步打算将普乐士做成全球最大的玩具代工企业。
杨少宗就说，那我们要想办法给你找地皮了。
李光泗说，不用，我搞订单，都包给别人做，他按照我的标准生产就行啦，我现在也在香港注册公司了，以后用香港普乐士的名义自己做品牌，向东南亚出口中高档玩具，自己不生产，都给别人代工，反正旗州这边的玩具厂多的很。
旗州人现在就是这么做生意的。
比如说95年6月开始的全国股市暴跌，外面的人都以为管靳生和阚治东有矛盾，两个人搞内讧，旗州很人在洗澡堂里洗个澡都知道了，人家就是耍外面人玩的，杨主席还在呢，中国股市不会跌的，等到股市打到底了，10万块钱进去，两个月后就是100万出来。
旗州炒股的人多，融资的办法也多，甚至有人将旗山人民公社的社员证拿出去抵押都能贷到10万块，旗州民间融资渠道之多，多的令人发指，因为本地资金流量大的令人发指。
如果你要办工厂、搞养殖场、买矿山，亲戚朋友借一借都有几十万的启动资本，所谓将手里的股票抵押给金融机构都是最后的办法。
有人开玩笑，说旗州的户口本都可以拿出去抵押贷款的。
旗州说到底，两个机会抓的非常狠，一个是炒国库券，二个是炒股票，88年和92年两次炒出了一大批百万富翁，后来又连续分股票，搞投股，让旗州从一开始就明显处于一个资本过剩的情况，民间融资非常强盛。
因为本金容易贷到，人才、技术都不缺，市场好找，旗州本地办企业确实是非常容易的事，当然，最好的办法无非是搞公私合营，拿了证，资金就不是大问题，要人去人才市场招，旗州人才市场每天都有几万人在求职，要工人去劳务市场招，在金桥、旗河工业区，外来务工的人很多的。
在旗州，每年基本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民工涌进来。
旗州的流动人口是很难统计的，很多村里面的小厂都有四五百人，基本统计不到位，真要算起来，旗州一个县级市至少有两百多万的外来人口。
因为旗州的土地供应比较紧张，跑到外地办厂的人也就特别多，集中在宁州长治县、淮海市的青浦县、南浦县、汤山县，连就在旗州南面的淮中市玉河县都变得非常火热。
在中原煤矿区，小煤矿主有一半是旗州人。
旗州是一个县级市，可旗州绝对是中国奔驰、宝马最密集的地段，甚至一度海关总署跑到旗州来打击走私，因为买走私奔驰车的人中，几乎有1/4是旗州人。
旗州人，刁。
搞得最坏的时候，还是萧薇出面把这个事情摆平，先买车后补票。
所以，旗州人把萧薇称作“大奶奶”，连旗州的那些市委领导都这么称呼她。
杨少宗夫妇在旗州，那不是人，是神。
93年危机过去之后，旗州在杨少宗的控制下发展到了1995年，整体经济规模就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膨胀状态，在旗州人面前，温州真的不算什么了。
旗州人自己吹嘘，说是中央已经批了，准备在旗州再搞一个证券交易所，这个是假话，不过，杨少宗确实在帮旗州申请创办国内大宗期货交易所，而且批下来的可能性非常高。
从这个侧面其实也能证明旗州在国内经济视野中的地位到底有多惊人。
有人说，旗山人民公社不是公社，纯粹一个私人老板俱乐部，这话说的挺过分，但又基本是不离十。如今，旗山人民公社不在了，扩大成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一挥手说要扩张，你可以想象旗州人到底有多兴奋，恨不得当天就通过，全体加入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
5月底刚全部通过，7月份，旗州的股民基本就增加了三十万，钱多钱少不是问题，关键是旗州这个风气就这样，大家一窝蜂的冲进去炒股票。
7月初的时候，管靳生甚至放话让旗州人都不要买股票，等中旗万通证券公司推荐，免得他打不掉淞州股指，还把淞州股指给抬了上去。
其实真正有经验的旗州老股民就聪明的多，他们基本不自己冲出去开户炒股，所有钱都委托在各种各样的联标公司（后面解释，在旗州非常之多，多如牛毛），反正都是一条线操作，跟着中旗系跑路的。
所以说，等到中旗系正式放话说深州股市更健康，深州股市就天天暴涨到涨停，连续一个月的涨停，一口气不消停的直接冲到1500点大关。
这恐怕是中国股票市场上最大的奇怪，同样是两大股市，深州股市是刚涨破1500点大关，淞州股市却一直徘徊在300点。淞州方面只好自行救市，强行抬升本地股，拉起来做龙头。
淞指也随之一路开始涨，涨到623点又跌回去（管靳生还给你涨的机会吗？），最后就只能维持在500点，只有淞州银行的股指继续逆势上扬。
不正常，显然不正常。
谁在乎呢？
最后终究是淞州方面挺不住了，派了一名副市长到旗州考察，说是来旗州考察，不如说是来和中旗集团摊牌的，说是来发飙的，不如说请中旗系回去救市。
淞州毕竟是改革龙头，毕竟是直辖市，人家也不是吃素的，一边请中旗系回去救市，一边告了中旗系的状，搞得管靳生都被抓了，还好是没有大问题，又或者说是中旗这边关系硬，请省委出面将管靳生给保了回来，没有判个操纵股市的罪名。
这些都是小事。
阚治东负责和淞州那边的人讨价还价，这个时候，杨少宗则在香港继续专攻计量经济学领域，一心想要成为中国最好的走狗型学者专家兼学者型官员。
旗州人将杨少宗当作神一般的供着，可杨少宗有自己的打算，他不觉得自己还需要去为旗州人指路，他后面只是要完成自己的所有计划，另外也要逐步调整旗州人的思想，让他们进一步重视教育。
老板也要读书，自从旗州商学院开设了在职mb和现代企业管理本科进修班后，杨少宗就让宋方舟等人通过旗州企业家协会尽量说服大家去就读，学费是高了点，可绝对物有所值。
市场有市场的机制，杨少宗并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
他还是每周回旗州一次，花一天的时间看完所有报告和文件，开两个会议，一个是旗州合作社的工作例会，一个是旗州市委的党委讨论会，有时候也会抽时间去参加淮海市委的地方工作例会，为市委出谋划策。
至于中旗集团在中国区内地的业务，他基本过问的不多，大体都由管靳生和华康盛等人负责，萧薇在香港的学习任务轻，每周会回来两三天的时间和管靳生等人沟通一下。
杨少宗则将大部分的精力继续用于在港攻读博士学位，他知道自己必须学的更扎实一点，只有这样才能在更长远的时间为国家出谋划策。
他已经不可能再担任行政职务，旗州主席也不过是暂时的安排，为了集中精力学习，他已经辞去了旗州经济研究院的代院长和中国经济论坛的执委会主席职务，退下来担任旗州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的茅于时重新出山，担任这两个职务。
按照杨少宗的计划，他估计年底就会正式辞去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的管委会主任职务，并提议省委重新通过新的决议，由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的社长兼任管委会主任一职，形成惯例，合作社改为党组，不再是第一把手。
实际上在杨少宗时期，管委会党委就已经不是一把手，淡化的很厉害，现在改成党组，实际上就成了淮海市委在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的派出机构。
这样的设计已经类似于很多国营企业，厂长开始掌握大权，党组反而被淡化，就是这样，因为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实际上更像是一个超级巨大的国营企业，经营活动远远要比政治和思想活动重要。
最终，杨少宗只会在旗州保留旗州主席一职，原本在市委的工作就不多，还基本是由秦大驰代他处理。
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少宗在香港大学开始集中精力进行下一个课题的研究——微观计量经济学，这个领域在世界经济学中还没有被完全开拓出来，很多国际上最顶尖的经济学家都在试图做这个方面的工作。
杨小凯也在做。
在华人经济学家中，张五常是号称唯一能读懂诺斯的人，他的专家领域是制度经济学，而杨小凯则是华人经济学家中少数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专家。
想要读懂杨少宗的《行政经济学》，你首先要懂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但这只是一个基础，真正想要搞清楚整体的构造和模型，包括大量的运算逻辑和推演理论，你必须有扎实的计量经济学功底，同时也要涉及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领域，比如超对角和超边际引导理论……应该说，这是用计量经济学的一些经典理论去深入到新古典经济学中，由此形成的一个新领域，而这就是杨小凯教授最擅长，也是他目前领先世界上其他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的地方。
所谓微观计量经济学，如果你在2004年以后开始攻读mb、emb学位，基础理论课程中都会有这一门课，它是纯理论方面通过数据和引导理论去推演个人选择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力。
自由市场经济学派通常认为市场具有自动选择和淘汰的能力，那些劣质的产品会被自动清除出市场，可是，微观计量经济学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在很多特定的条件下，个人未必会选择优质的产品——这一点，大家其实也都明白，其中具体的逻辑范畴，以及相关对自由经济市场的影响范畴有多大，这还需要更多的经济学家去不断的研究。
基本上，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完全诞生是1996年到2002年这个阶段，并由此出现了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可以说是20世纪末期，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局部创新。
杨少宗曾经在中欧国际商学院修读过，当时只是随便学学，纯粹混个emb的学位，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怜。
只好从头继续和杨小凯教授一起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好在他们手里的数据量是非常大的，纯理论的研究工作也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
杨少宗的意思是从亚洲市场为主体的模型导论，开始推演这个理论，尽可能将整个微观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先完善，然后再做一些系列论文，逐步完善整个微观计量经济学对国际市场的不同方面的解剖。
这是因为，杨少宗手里有非常完善的关于亚洲的数据，只要完成理论上的计算和推演，基本就能将论文提交出去，而且，他们拥有两台香港和东南亚目前最好的大型计算机，基本可以在一个月完成所有必须的计算工作，实在不行，他们还可以调用旗州计算机信息研究院的那一台巨型计算机。
感觉杨少宗有点抢速度，不管是否够完善，先推出去再说，杨小凯不是很高兴，他一贯是比较追求完美的，不过，目前国际经济学界对此的研究力度非常大，很多专家已经进行了四五年的调研，而他只是去年才开始，杨少宗更是临时才加入进来。
杨小凯最初是想和张五常合作，但张五常的业务比较多，这几年基本没有从事国际上最前沿的经济学研究，最后，他选择了华人经济学界的另一位在计量经济学上造诣颇深，并且在微观计量方面从事了三年研究的黄有光。
1995年9月，黄有光从澳洲莫纳什大学赶了过来，三个人一起聚集在香港讨论整个微观计量逻辑体系的问题，在此之前，黄有光已经独立完成了对市场的一个剖析论文，但对于整个微观计量的开创性不大。
在这里，杨小凯和杨少宗则有更大的开拓性，他们的思维跳跃的非常大，视野也更为开拓，试图分析微观计量从微观到整个宏观的多维影响，也就是要微观计量去分析整个国家经济和国际贸易，如果他们完成了这一论文，他们最终将会直接奠定微观计量经济学的整个大框架。
在和杨少宗、杨小凯两个人讨论之后，黄有光非常惊讶，他觉得自己无法对这个论文有比较大的贡献，这已经超出了他目前的研究范畴，他建议邀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丹尼尔-麦克法登教授，他认为只有麦克法登的研究范畴和二杨是在同一个高度，而丹尼尔-麦克法登是这个领域目前最快的两个人之一。
丹尼尔-麦克法登。
杨少宗是比较熟悉的，因为中欧国际商学院在2004年之后采用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教材正式丹尼尔版本的译本。
杨少宗现在完全涉嫌抄袭，只不过是抄的有点太高级。
在黄有光的介绍下，杨少宗和杨小凯一起前往加州，在伯克利分校和丹尼尔就这个领域的研究进行交流，最后，大家真的在黄有光的建议下联合一起研究。
他们的计划非常雄伟，打算一次性的将整个微观计量对宏观计量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全部剖析出来，论文的全称是《个人计量选择对各国宏观经济及国际贸易的影响》。
三个人各自负责一个领域的研究，杨少宗的任务是通过微观计量中最基础的部分，即个人抉择、信息、广告等基础元素去分析微观计量的整体范畴，由此引导出个人计量选择对局部市场的影响，而杨小凯的工作是用计量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逻辑去分析，完成微观计量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最终由丹尼尔-麦克法登完成微观计量对国际经济及贸易的影响和波动范围。
微观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在1996-2002这个阶段基本是分三步完成了整个学科的构架，有三位经济学家完成，并陆续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杨少宗、杨小凯、丹尼尔三个人的合作研究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将一次性的完成整个学科的构架。实际上，杨少宗有另外一个认识，也就是微观计量和地区行政竞争基本可以解释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整个过程，从发展到结束，这两点的因素是最大的。
这也就是说，他可以将行政经济学衍生推广，扩大其覆盖的范围，并通过微观计量来综合研究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理及过程，以及后续的结果。
从加州伯克利分校返回后，杨少宗和杨小凯就分别着手进行各自领域的研究，不过，杨少宗在整个功底上还是要弱一些，他的长处在于开创性的思维逻辑和更为宽阔的视野。
身为杨少宗实际上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导师，杨小凯当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杨小凯也在一定程度继续帮杨少宗逐步完善第一部分的很多工作。
杨少宗自己也另外请了两个朋友来帮忙做一些数据模型上的分析讨论，差不多到了10月底，他就在杨小凯的帮助下完成了第一部分的初稿。
过来帮杨少宗的人是凡纲和李兆棠的一个在读研究生，功底都非常扎实，他们的工作基本相当于研究生，帮杨少宗完成一些基础工作，因为杨少宗目前还没有自己的研究生可以做这些事情。
等杨少宗将初稿基本拿出来，凡纲就说了一句很客观的话，他说，这基本能算是华人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机会了，至于张五常的那一次，那真不是什么好机会。
就目前而言，只能说是最接近，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光凭这一部分基本是很难建立真正的学术地位，类似的一些工作在此前已经有几位经济学家给出了相关的论文，只能说杨少宗做的更为深入和广泛，并且将整个基础框架构建了起来。
假如此前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基础工作，他是一个人提出来的，那具有绝对的开创性，倒是有可能获得一个真正触摸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机会。
张五常说，他在经济学中努力研究了四十年，只是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次提名机会而已，其实，这个话有点过分，因为他基本只做了二十年左右的研究工作，后来就慢慢淡出了国际经济学界最为前沿的领域，一直在吃制度经济学的老本，而那早在90年以前就不再是国际经济学界的重点研究范围，能做的研究从40年代到70年代基本都做完了。
目前，国际上最尖端的经济学领域无非是三个方向，一、计量经济学的微观领域（这个领域严格算起来，从1998年开始，直到2009年，连续跳出了四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堪称是最热的范畴）；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开拓研究（杨小凯有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机会，实际上都是在这个领域）；三、国际自由贸易及其自由学派的宽松定论。
制度经济学在2007年曾经一次性出现了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实际上都是迟来了二十年的奖励，这三个人基本上一锤定音，在二十年前就将整个领域敲入了棺材。
如果你还想在这个领域继续扩展，那就只能打开一个新的方向，那个难度太大，除非现有的经济形态发生重大改变，就像古典经济学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前就基本敲死了，到了80年代末期又死灰复燃，开启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国内经济学界比较可怜的一点是研究最热门的领域跟不上别人的思维，只能拾人牙慧，于是就一天到晚跟着政府转，地产热就研究地产，金融热就研究金融，农业热就研究农业，新经济热就研究新经济，不敢去做新领域和最热门领域的开拓研究，抓点小东西，别人不研究的东西在那里沾沾自喜。
就这样还一天到晚感叹，说什么中国经济学家拿不到诺贝尔是政治歧视，说句难听话，你还给别人歧视你的机会没有？
国内号称几千个的经济学家加起来，连一次提名都没有，只有杨小凯后来在新古典领域有过两次提名，可人家也长期在澳洲莫纳什大学工作，根本不回国。
黄有光这样的海外华人经济学家相比国内经济学家真是太有素质，明知道二杨的领域是很有机会提名的，可他自知的自己目前的研究课题跟不上，就不凑这个热闹，还主动帮二杨找一个水平更合适的经济学家。
这种素质……如果换了国内经济学家，早就一窝蜂的哄抢了，哪怕就是帮忙介绍一下，也非常渴求在论文上署个名。
如果杨少宗不是杨少宗，你看凡纲敢不敢干这种事，说不准连张五常都敢来，如果杨少宗真就是一个普通的经济学博士在读生，拜在李兆棠的门下，那就扯吧，杨少宗这篇论文能不能挂他的名字还是问题。
别说这一篇，连《行政经济学》的机会都不会给你，导师的名字一签，后面就都是导师的功劳，你爱去哪里混，就去哪里混。要是识相，我给你一个机会毕业当教授，继续盘剥下面那群小兔子，他们就是你成名立万的廉价劳动力。
最搞笑的是学生抄袭一篇论文，教授一看很不错，大名一签归他所有，结果闹出大风波……这些事情太多，大家都知道不是你在抄袭，可你也更不是个东西，你他妈连抄袭都不如，你就一个霸占，活该……虽然别的教授也都这么做的，可人家好歹花了精力检索一下，纯属原创再签字霸占，你连检索这种基础工作都不干的啊。
杨少宗是真服了国内的这帮学者专家，他跑出来，特意跑到香港大学就是不想惹出那些乱七八砸的事情。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