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7章 凤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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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恩擅长绘画、书法，多才多艺。其主要成就在于最后完成《西游记》。此书一问世，就被誉为“四大奇书”之一，成为世界文坛瑰宝。《西游记》在中国流传之广可以说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而且多个选段被编入中小学教科书。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西行取经，一路上历经艰险、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五圣成真的故事。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明代社会现实。
由于官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吴承恩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达到了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巅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自问世以来，《西游记》在民间广为流传，各式各样的版本层出不穷，明代刊本有六种，清代刊本、抄本也有七种，典籍所记已佚版本十三种。鸦片战争以后，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译为西文，《西游记》渐渐传入欧美，传播全世界，被译为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手语、世界语、斯瓦西里语、俄罗斯语、捷克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日语、朝鲜语、越南语等语言。[8]
除了《西游记》外，吴承恩还写过一部短篇小说集《禹鼎志》，不过已经失传，只能看到一篇自序。为编著《西游记》，吴承恩远涉名山大川，积累了大量的感性素材，于是他又创作了诗篇《二郎搜山图歌》。[4]
吴承恩与明代前后七子同时代，其文艺思想也与他们相近，故其诗作，多自胸臆出之。吴承恩的诗作浪漫主义气息又特浓，故被陈文烛称为“李太白、辛幼安之遗也”（《中国文学批评史》）。吴承恩的见识非凡，不仅看到当时的文坛之弊，而且能跳出复古主义的圈子，独树一帜，强调“谢朝华”、“蓄多识”、“去陈言”，“漱芳润”。在诗文创作中，“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于色泽，舒徐不迫，而不致促弦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尽究其变”。这便超越了前后七子，而独步文坛。
他的诗文“率自胸臆”，“师心匠意”，据现存240余首诗歌词曲、障词及颂赞来看，除一些障词、颂赞属于应酬外，大多极富有历史、文学艺术价值。《二郎搜山图歌》是他精心构思的上品，虽是题画诗，却假借二郎神搜山捉妖的神话故事，揭露了当时“五鬼”“四凶”横行的黑暗现实，期望“胸中磨损斩邪刀”，“救月有夭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这与《西游记》赞扬孙悟空“大闹天宫”的英雄主义精神与气概非常相似。《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揭露是何等逼真而传神：“夫不独观诸近世之习乎？是故匍匐拜下，仰而陈词，心悸貌严，瞬间万虑，吾见臣子之于太上也，而今施之长官矣；曲而跽，俯而趋，应声如霆，一语一偻，吾见士卒之于军帅也，而今行之缙绅矣；笑语相媚，妒异党同，避忌逢迎，恩爱尔汝，吾见婢妾之于闺门也，而今闻之丈夫矣；手谈眼语，诪张万端，蝇营鼠窥，射利如蜮，吾见驵侩之于市井也，而今布之学校矣。”《赠卫侯章君履任序》道“况乎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竟，其何以为之哉？”这与宗臣的《报刘一丈书》对当时官场污浊与官吏的腐败揭露何其相似，作者对现实的观察何等敏锐细致。百回本《西游记》对天宫、龙宫、地狱的弄虚作假、官官相护、肮脏交易的披露多么令人浮想联翩。他的《陌上佳人赋》堪与陶潜《闲情赋》相媲美。《宿田家》“柴门闭流水，犬吠花上月”堪称绝句精品。最能表现他个性的则当数《送我入门来》《赠沙星士》《答西玄公启》，“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虽贫杜甫还诗伯，纵老廉颇是将才”，“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并自称“淮海竖儒”，“蓬门浪士”。
他的诗文词赋曲艺术特色鲜明，成就卓著。在明代文坛丝毫不逊于“前后七子”、唐宋派诸大家。他的诗情真意切、激情四溢，多有名篇佳作传世。词则托物寄情，真趣盎然，颇“有秦少游之风”。小令、套数清新隽永、意蕴深长。恰如张绵也所评“上自汉魏盛唐，下至宋元诸家，靡不出入其间，师兼众长而不拘一格”，“在艺术风格上，有汉魏的古朴，有盛唐的豪放，有晚唐的清丽，也有元白的平易”（《漫说西游》）。
他在文论上又颇有建树，论诗作文讲究“情”“趣”。他在《留翁遗稿序》中道“是编所载，率多乡国之应酬，山溪之吟咏，所谓什之一二者。然即观之，则有见夫其情适，其趣长，其声正，庙堂之冠冕，烟霞之色象，盖两得之；诚有得之言，治世之音也。岂与夫事聱牙而工藻缋者同日而语耶？”论诗说文讲求“情”是中国文论的传统，吴氏遵循文学创作规律显而易见。而推崇“趣”则是当时的时代风尚。公安派之袁宏道、戏剧大家汤显祖均把“趣”作为评价文章的标准。在文学创作上强调“情”、“趣”恰是针对当时文坛的复古主义之风，期望冲破复古拟古的牢笼，恢复文学创作的本性—“独抒胸臆，不拘格套”。吴氏恰恰是唐宋派、公安派之先驱同道，其意义决不仅限于此。他在《花草新编序》中说：“重其人兼重其言，惟其艺不惟其类。丽则俱收，郑卫可班于雅颂；洪纎并奏，
吴承恩擅长绘画、书法，多才多艺。其主要成就在于最后完成《西游记》。此书一问世，就被誉为“四大奇书”之一，成为世界文坛瑰宝。《西游记》在中国流传之广可以说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而且多个选段被编入中小学教科书。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西行取经，一路上历经艰险、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五圣成真的故事。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明代社会现实。
由于官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吴承恩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达到了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巅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自问世以来，《西游记》在民间广为流传，各式各样的版本层出不穷，明代刊本有六种，清代刊本、抄本也有七种，典籍所记已佚版本十三种。鸦片战争以后，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译为西文，《西游记》渐渐传入欧美，传播全世界，被译为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手语、世界语、斯瓦西里语、俄罗斯语、捷克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日语、朝鲜语、越南语等语言。[8]
除了《西游记》外，吴承恩还写过一部短篇小说集《禹鼎志》，不过已经失传，只能看到一篇自序。为编著《西游记》，吴承恩远涉名山大川，积累了大量的感性素材，于是他又创作了诗篇《二郎搜山图歌》。[4]
吴承恩与明代前后七子同时代，其文艺思想也与他们相近，故其诗作，多自胸臆出之。吴承恩的诗作浪漫主义气息又特浓，故被陈文烛称为“李太白、辛幼安之遗也”（《中国文学批评史》）。吴承恩的见识非凡，不仅看到当时的文坛之弊，而且能跳出复古主义的圈子，独树一帜，强调“谢朝华”、“蓄多识”、“去陈言”，“漱芳润”。在诗文创作中，“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于色泽，舒徐不迫，而不致促弦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尽究其变”。这便超越了前后七子，而独步文坛。
他的诗文“率自胸臆”，“师心匠意”，据现存240余首诗歌词曲、障词及颂赞来看，除一些障词、颂赞属于应酬外，大多极富有历史、文学艺术价值。《二郎搜山图歌》是他精心构思的上品，虽是题画诗，却假借二郎神搜山捉妖的神话故事，揭露了当时“五鬼”“四凶”横行的黑暗现实，期望“胸中磨损斩邪刀”，“救月有夭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这与《西游记》赞扬孙悟空“大闹天宫”的英雄主义精神与气概非常相似。《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揭露是何等逼真而传神：“夫不独观诸近世之习乎？是故匍匐拜下，仰而陈词，心悸貌严，瞬间万虑，吾见臣子之于太上也，而今施之长官矣；曲而跽，俯而趋，应声如霆，一语一偻，吾见士卒之于军帅也，而今行之缙绅矣；笑语相媚，妒异党同，避忌逢迎，恩爱尔汝，吾见婢妾之于闺门也，而今闻之丈夫矣；手谈眼语，诪张万端，蝇营鼠窥，射利如蜮，吾见驵侩之于市井也，而今布之学校矣。”《赠卫侯章君履任序》道“况乎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竟，其何以为之哉？”这与宗臣的《报刘一丈书》对当时官场污浊与官吏的腐败揭露何其相似，作者对现实的观察何等敏锐细致。百回本《西游记》对天宫、龙宫、地狱的弄虚作假、官官相护、肮脏交易的披露多么令人浮想联翩。他的《陌上佳人赋》堪与陶潜《闲情赋》相媲美。《宿田家》“柴门闭流水，犬吠花上月”堪称绝句精品。最能表现他个性的则当数《送我入门来》《赠沙星士》《答西玄公启》，“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虽贫杜甫还诗伯，纵老廉颇是将才”，“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并自称“淮海竖儒”，“蓬门浪士”。
他的诗文词赋曲艺术特色鲜明，成就卓著。在明代文坛丝毫不逊于“前后七子”、唐宋派诸大家。他的诗情真意切、激情四溢，多有名篇佳作传世。词则托物寄情，真趣盎然，颇“有秦少游之风”。小令、套数清新隽永、意蕴深长。恰如张绵也所评“上自汉魏盛唐，下至宋元诸家，靡不出入其间，师兼众长而不拘一格”，“在艺术风格上，有汉魏的古朴，有盛唐的豪放，有晚唐的清丽，也有元白的平易”（《漫说西游》）。
他在文论上又颇有建树，论诗作文讲究“情”“趣”。他在《留翁遗稿序》中道“是编所载，率多乡国之应酬，山溪之吟咏，所谓什之一二者。然即观之，则有见夫其情适，其趣长，其声正，庙堂之冠冕，烟霞之色象，盖两得之；诚有得之言，治世之音也。岂与夫事聱牙而工藻缋者同日而语耶？”论诗说文讲求“情”是中国文论的传统，吴氏遵循文学创作规律显而易见。而推崇“趣”则是当时的时代风尚。公安派之袁宏道、戏剧大家汤显祖均把“趣”作为评价文章的标准。在文学创作上强调“情”、“趣”恰是针对当时文坛的复古主义之风，期望冲破复古拟古的牢笼，恢复文学创作的本性—“独抒胸臆，不拘格套”。吴氏恰恰是唐宋派、公安派之先驱同道，其意义决不仅限于此。他在《花草新编序》中说：“重其人兼重其言，惟其艺不惟其类。丽则俱收，郑卫可班于雅颂；洪纎并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