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4章 本始五年
去岁天子决定依照孝昭时六六之数，今年不改元，故为“本始五年”（公元前69年）。
刚开年，就出了幺蛾子：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
这次彗星事件，相较于孝昭元霆元年那颗将黑夜映得如同白昼的流星自然不如，普通老百姓若不抬头，压根注意不到。但在天官和儒生看来，却是了不得的大事。
到了次日一早，隶属于太常的博士邸舍处，垂垂老矣的五经博士们便都在议论纷纷。这些已经吃上皇粮，被朝廷承认为各成一派的”大师“们不像他们的太学弟子，或是来自地方的贤良文学那么偏激。说来说去都集中在学术上，甚少有人援引灾异上纲上线抨击朝政和大将军。
博士们最关心的是，出现了这样的异相，天子肯定会召内行前去宣室殿问对，而于灾异最精通的莫过于《公羊春秋》《易》《尚书洪范》三家。虽都是天人感应，但理论和援引史书记载不同，对同一天象做出的判断当然也有异。
看上去是学术之争，实则是学派地位之争，老家伙们脸上笑嘻嘻，背地里都卯足了劲。
直到弘恭持诏令到来，所召之人却叫他们大吃一惊。
“召琅琊东武城方正，梁丘贺问对！”
博士们立刻转过头，看向这个刚来长安数月，名不见经传的后生。
梁丘贺是四月时地震中心东武城人，上书痛陈琅琊在地震后的惨象，恳请休兵免赋，引起了皇帝的注意。等天子下罪己诏，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时，琅琊的名额便给了梁丘贺。
众人脸上的惊愕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毕竟都是体面人，《公羊春秋》和《尚书》博士像是当事没发生一般继续聊着，《易》博士田王孙则有些自得。
因为梁丘贺是他的弟子，若是能让天子对《易》产生兴趣，于学派大有裨益，连忙催促弟子道：
“速去！速去！”
梁丘贺的脸确实很方正，朝夫子作揖，不慌不忙地走了。等进了未央宫后才发现，皇帝问对的地方，正是宣室殿。
“孝文皇帝也是在此召见贾生的吧？”等待黄门通报前，梁丘贺敛手在外等候，想起那事来。
当初贾谊被孝文从南方的长沙国召回，因文帝有感于鬼神之事，就向贾谊询问鬼神本原。贾谊也乘机周详地讲述了自己的理念，到半夜时分，文帝已听得很入神，不知不觉地虚席而前，朝贾谊移动。
聊鬼神到大半夜，皇帝还越靠越近往贾谊身上靠，气氛肯定怪怪的。
贾谊大才，然孝文关注的却只是鬼神，而非苍生，但梁丘贺却以为，鬼神祭祀，日月星宿运行灾异，亦是国家大事也！
而皇帝刘询显然也不打算和梁丘贺聊苍生，甚至连召见都是遵循惯例，向朝臣和天下人表现自己很重视。至于为何点了梁丘贺，是因为扫视博士及贤良方正名额时，想起这个痛陈地震惨象，弹劾琅琊都尉先救庙后救人的儒士来。
刘询只随口问道：“梁生，昨夜有星孛于西方，此何寓意也？”
不问他也知道，从很早开始，儒士便认为流星是战争的征兆，诸如“元狩四年四月，长星又出西北。是时，伐胡尤甚。”
刘询还在民间时，更目睹了元霆元年的大流星，有人将此事与用兵救援乌孙联系起来，也有人事后说，是寓示着孝昭驾崩。
如今再度出现异样星象，刘询派人暗暗打听过，外面的儒生们多是将此事，跟任弘上疏提议征伐“北乌孙”乌就屠联系上，言语间反对动武。
这梁丘贺恐怕也说不出其他花样来。
但刘询倒是小觑了梁丘贺，却见他沉吟后道：“敢告于陛下，《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
“而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去太白二丈所。臣以为，太白为大将，彗孛加之，扫灭象也！”
刘询听罢一愣，他下意识想到自己心中的“大将”任弘。
梁丘贺莫非是认为，此战任弘会有不测？那这场仗可得慎重一些啊！
但梁丘贺说的却是另一回事，却见他虚席再拜道：“大将者，大将军大司马霍子孟也！臣恐此星象意味着，大将军不久将薨！”
“住口！”
话音未落，刘询便大声打断了他的话，指着梁丘贺怒喝道：“大将军为国政夙兴夜寐任劳任怨，汝何人也？竟敢诅咒朕之肱股，弘恭！”
弘恭连忙滚过来：“臣在！”
涉及大将军，刘询表现得出奇愤怒：“令郎卫将此僚抓起来，下郡邸狱！”
……
像梁丘贺这样发惊人之言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将正月出现的孛星之相，与安西将军在七河试图挑起的战事关联。
这也使得二府在承明殿集议今年春后用兵七河一事时，引来了一些争议。
自从刘询去年下了罪己诏，又封皇长子于豫章后，霍光似乎真有点归政的倾向了。每次朝会，皆会请皇帝列席。
刘询已经没了“服丧”的借口，二十二岁的他也没法说自己未成年，便只能在御榻上小心地坐着。
而越发衰老的大将军站于陛下之侧，随着年纪更大，他愈发显得佝偻矮小。
这种衰老是瞒不住的，注意到的人恐怕不少，否则那梁丘贺就不会将星象与之联系起来，而大将军自己，是否也意识到这一点了呢？
但即便他衰老到走路要人搀扶，仍能让刘询芒刺在背！
同时刘询也在琢磨，大将军一贯专权，重要的事尚书台与诸将军决定，今日为何会破天荒地召开集议，公开讨论呢？用意何在？
他猜不透，只能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
“安西将军所上请灭伪昆弥乌就屠疏，欲出兵击乌就屠，诸卿大夫可有异议？“
在大将军让丞相韦贤询问后，群臣都缄口未言，星孛于西方不假，但孝武时类似的天象，可曾阻止过一场战争？该打还不是要打。更何况，将任弘任命为都护的是大将军，为的是筹备对匈奴的战争，而任弘与当今天子的关系更是不一般。
眼看支持战争的赵充国、傅介子等诸将军都在场，即便心存不满的五经博士，也不敢出来触霉头。
“臣有奏！”
声音出自殿末，一群陪添朝堂的六百石官吏中，刘询看去，发现站出来的人，却是谏议大夫魏相！
如果说梁丘贺等是新贤良，那么，魏相则是孝昭年盐铁会议反对派们最后的遗珠。
他当年以《易》举贤良，参与盐铁会议，当面诘难桑弘羊，成了清流领袖，后任为茂陵县令，逮捕了桑弘羊的门客，按律处死，轰动三辅。
本以为是得罪大人物了，但恰逢桑弘羊倒台，魏相便阴差阳错成了功臣之一，升官为河南太守，一上任即禁奸邪，整顿吏治，直令豪强畏惧、百姓称快。
可魏相终究被河南郡豪强以“滥杀无罪”的罪名给告倒了，系押京师途中，河南父老送至函谷关，又有在长安的河南郡戍卒二三千人拦着大将军车驾为魏相申冤鸣不平，让他免于一死，关了两年，大赦方才出狱。
后来魏相辗转做过扬州刺史，前两年被与之交好的丙吉举荐，回到了朝中做了六百石的谏议大夫。
此人虽为丙吉举荐，却绝非霍光一党，而是自成一派，因其资历、学识和在官场的几度沉浮，是朝野清流心目中的领袖人物，如此刘询才会注意到他。
谏议大夫专掌议论，魏相却极少发言，但今日却上了长长的一疏。
他朝皇帝和霍光一拜，大声道：
“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仁义之师无敌于天下。敌人来袭，不得已而反击，谓之应兵，抗击入寇敌军定能获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争气斗忿之兵常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军杀将。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臣尤记，三年前乌就屠曾遣使入汉，将先前所得俘虏悉数奉归，愿为大汉属臣，名之为‘小昆弥’，而使乌孙王大乐为‘大昆弥’。”
“此乃善意之举，更未有犯于边境，虽与南乌孙争斗，但此乃蛮夷相攻，大汉不当放在心上。”
“可如今安西将军却欲兴兵入其地，必灭之为后快。七河三代荒服也，不牧之地，不羁之民，圣王不曾加兵，孝武时亦从未涉及。汉得之而无利，南乌孙得之而强盛，恐去一小患而增一大患！”
“臣愚不知此兵当为忿兵，还是贪兵、骄兵？亦或是……”
魏相抬起头，说了一句朝中群臣们普遍担心，却没敢当着皇帝之面说出的话：
“安西将军与乌孙公主假公济私的私兵？”
……
ps：本书采用辛德勇《建元与改元》之说，本始纪年为六年，因在敦煌发现本始六年汉简，地节一年、二年实为霍光死后宣帝追加更改，以彰霍氏之过。
刚开年，就出了幺蛾子：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
这次彗星事件，相较于孝昭元霆元年那颗将黑夜映得如同白昼的流星自然不如，普通老百姓若不抬头，压根注意不到。但在天官和儒生看来，却是了不得的大事。
到了次日一早，隶属于太常的博士邸舍处，垂垂老矣的五经博士们便都在议论纷纷。这些已经吃上皇粮，被朝廷承认为各成一派的”大师“们不像他们的太学弟子，或是来自地方的贤良文学那么偏激。说来说去都集中在学术上，甚少有人援引灾异上纲上线抨击朝政和大将军。
博士们最关心的是，出现了这样的异相，天子肯定会召内行前去宣室殿问对，而于灾异最精通的莫过于《公羊春秋》《易》《尚书洪范》三家。虽都是天人感应，但理论和援引史书记载不同，对同一天象做出的判断当然也有异。
看上去是学术之争，实则是学派地位之争，老家伙们脸上笑嘻嘻，背地里都卯足了劲。
直到弘恭持诏令到来，所召之人却叫他们大吃一惊。
“召琅琊东武城方正，梁丘贺问对！”
博士们立刻转过头，看向这个刚来长安数月，名不见经传的后生。
梁丘贺是四月时地震中心东武城人，上书痛陈琅琊在地震后的惨象，恳请休兵免赋，引起了皇帝的注意。等天子下罪己诏，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时，琅琊的名额便给了梁丘贺。
众人脸上的惊愕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毕竟都是体面人，《公羊春秋》和《尚书》博士像是当事没发生一般继续聊着，《易》博士田王孙则有些自得。
因为梁丘贺是他的弟子，若是能让天子对《易》产生兴趣，于学派大有裨益，连忙催促弟子道：
“速去！速去！”
梁丘贺的脸确实很方正，朝夫子作揖，不慌不忙地走了。等进了未央宫后才发现，皇帝问对的地方，正是宣室殿。
“孝文皇帝也是在此召见贾生的吧？”等待黄门通报前，梁丘贺敛手在外等候，想起那事来。
当初贾谊被孝文从南方的长沙国召回，因文帝有感于鬼神之事，就向贾谊询问鬼神本原。贾谊也乘机周详地讲述了自己的理念，到半夜时分，文帝已听得很入神，不知不觉地虚席而前，朝贾谊移动。
聊鬼神到大半夜，皇帝还越靠越近往贾谊身上靠，气氛肯定怪怪的。
贾谊大才，然孝文关注的却只是鬼神，而非苍生，但梁丘贺却以为，鬼神祭祀，日月星宿运行灾异，亦是国家大事也！
而皇帝刘询显然也不打算和梁丘贺聊苍生，甚至连召见都是遵循惯例，向朝臣和天下人表现自己很重视。至于为何点了梁丘贺，是因为扫视博士及贤良方正名额时，想起这个痛陈地震惨象，弹劾琅琊都尉先救庙后救人的儒士来。
刘询只随口问道：“梁生，昨夜有星孛于西方，此何寓意也？”
不问他也知道，从很早开始，儒士便认为流星是战争的征兆，诸如“元狩四年四月，长星又出西北。是时，伐胡尤甚。”
刘询还在民间时，更目睹了元霆元年的大流星，有人将此事与用兵救援乌孙联系起来，也有人事后说，是寓示着孝昭驾崩。
如今再度出现异样星象，刘询派人暗暗打听过，外面的儒生们多是将此事，跟任弘上疏提议征伐“北乌孙”乌就屠联系上，言语间反对动武。
这梁丘贺恐怕也说不出其他花样来。
但刘询倒是小觑了梁丘贺，却见他沉吟后道：“敢告于陛下，《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
“而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去太白二丈所。臣以为，太白为大将，彗孛加之，扫灭象也！”
刘询听罢一愣，他下意识想到自己心中的“大将”任弘。
梁丘贺莫非是认为，此战任弘会有不测？那这场仗可得慎重一些啊！
但梁丘贺说的却是另一回事，却见他虚席再拜道：“大将者，大将军大司马霍子孟也！臣恐此星象意味着，大将军不久将薨！”
“住口！”
话音未落，刘询便大声打断了他的话，指着梁丘贺怒喝道：“大将军为国政夙兴夜寐任劳任怨，汝何人也？竟敢诅咒朕之肱股，弘恭！”
弘恭连忙滚过来：“臣在！”
涉及大将军，刘询表现得出奇愤怒：“令郎卫将此僚抓起来，下郡邸狱！”
……
像梁丘贺这样发惊人之言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将正月出现的孛星之相，与安西将军在七河试图挑起的战事关联。
这也使得二府在承明殿集议今年春后用兵七河一事时，引来了一些争议。
自从刘询去年下了罪己诏，又封皇长子于豫章后，霍光似乎真有点归政的倾向了。每次朝会，皆会请皇帝列席。
刘询已经没了“服丧”的借口，二十二岁的他也没法说自己未成年，便只能在御榻上小心地坐着。
而越发衰老的大将军站于陛下之侧，随着年纪更大，他愈发显得佝偻矮小。
这种衰老是瞒不住的，注意到的人恐怕不少，否则那梁丘贺就不会将星象与之联系起来，而大将军自己，是否也意识到这一点了呢？
但即便他衰老到走路要人搀扶，仍能让刘询芒刺在背！
同时刘询也在琢磨，大将军一贯专权，重要的事尚书台与诸将军决定，今日为何会破天荒地召开集议，公开讨论呢？用意何在？
他猜不透，只能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
“安西将军所上请灭伪昆弥乌就屠疏，欲出兵击乌就屠，诸卿大夫可有异议？“
在大将军让丞相韦贤询问后，群臣都缄口未言，星孛于西方不假，但孝武时类似的天象，可曾阻止过一场战争？该打还不是要打。更何况，将任弘任命为都护的是大将军，为的是筹备对匈奴的战争，而任弘与当今天子的关系更是不一般。
眼看支持战争的赵充国、傅介子等诸将军都在场，即便心存不满的五经博士，也不敢出来触霉头。
“臣有奏！”
声音出自殿末，一群陪添朝堂的六百石官吏中，刘询看去，发现站出来的人，却是谏议大夫魏相！
如果说梁丘贺等是新贤良，那么，魏相则是孝昭年盐铁会议反对派们最后的遗珠。
他当年以《易》举贤良，参与盐铁会议，当面诘难桑弘羊，成了清流领袖，后任为茂陵县令，逮捕了桑弘羊的门客，按律处死，轰动三辅。
本以为是得罪大人物了，但恰逢桑弘羊倒台，魏相便阴差阳错成了功臣之一，升官为河南太守，一上任即禁奸邪，整顿吏治，直令豪强畏惧、百姓称快。
可魏相终究被河南郡豪强以“滥杀无罪”的罪名给告倒了，系押京师途中，河南父老送至函谷关，又有在长安的河南郡戍卒二三千人拦着大将军车驾为魏相申冤鸣不平，让他免于一死，关了两年，大赦方才出狱。
后来魏相辗转做过扬州刺史，前两年被与之交好的丙吉举荐，回到了朝中做了六百石的谏议大夫。
此人虽为丙吉举荐，却绝非霍光一党，而是自成一派，因其资历、学识和在官场的几度沉浮，是朝野清流心目中的领袖人物，如此刘询才会注意到他。
谏议大夫专掌议论，魏相却极少发言，但今日却上了长长的一疏。
他朝皇帝和霍光一拜，大声道：
“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仁义之师无敌于天下。敌人来袭，不得已而反击，谓之应兵，抗击入寇敌军定能获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争气斗忿之兵常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军杀将。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臣尤记，三年前乌就屠曾遣使入汉，将先前所得俘虏悉数奉归，愿为大汉属臣，名之为‘小昆弥’，而使乌孙王大乐为‘大昆弥’。”
“此乃善意之举，更未有犯于边境，虽与南乌孙争斗，但此乃蛮夷相攻，大汉不当放在心上。”
“可如今安西将军却欲兴兵入其地，必灭之为后快。七河三代荒服也，不牧之地，不羁之民，圣王不曾加兵，孝武时亦从未涉及。汉得之而无利，南乌孙得之而强盛，恐去一小患而增一大患！”
“臣愚不知此兵当为忿兵，还是贪兵、骄兵？亦或是……”
魏相抬起头，说了一句朝中群臣们普遍担心，却没敢当着皇帝之面说出的话：
“安西将军与乌孙公主假公济私的私兵？”
……
ps：本书采用辛德勇《建元与改元》之说，本始纪年为六年，因在敦煌发现本始六年汉简，地节一年、二年实为霍光死后宣帝追加更改，以彰霍氏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