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世祖 第8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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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在去年秋末,斗米价格也才十八文,不足二十,粮价的上涨幅度,甚至赶不上铜钱的通货膨胀。也正是如此低廉的粮价,方才造就了两京的繁荣,否则根本无法养活那么多人。
  有一个很通俗的道理,很多人都知道,粮价并不是越低越好,粮价越低,农民收益就越低,日子就越难过,生产劳作的积极性就越低。
  而大汉保持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低水平粮价,自然就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削上,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大汉过去二十年商品化、城镇化的大发展,两京乃是天下所有城市的繁荣,都是通过对农村抽血来实现的。
  开宝已然二十又二,大汉也安定了这么多年,倘是北方道州这些刘汉政权的基本盘,时间则要更长。而长时间的康平,除了带来稳定,同时也意味着各种问题矛盾的积攒。
  过去,不停的对外战争,高昂的军费,领土扩张带来巨大的行政成本,土地兼并,勋贵当权,包括还未彻底过去的西北叛乱,这些都是大汉进入“开宝盛世”后,逐渐显露出来的问题,并且从刘皇帝到中枢宰臣都察觉到的事情,并且因时因势调整。
  其中,有的缓解,有的改良,虽然始终难以起到治标的效果,但起码得到了遏制,也使开宝盛世延续至今。
  而农民问题,在过去始终是被压制的,朝廷一向提倡以农为本,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农村的稳定,保证农业的产出,保证税收及物资的供给。
  从开宝元年之后,朝廷施行了一些惠民之策,比如逐步削减丁税,到开宝十五年之后,已基本取消了丁税,这算是解除了大汉百姓们头上的一道枷锁。
  然而,其他束缚却从未放松过,尤其对农民而言,虽然朝廷多次调整两税,有涨有减,但整体而言,幅度并不大。只是相比于战乱时期的税收而言,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别罢了。
  然而,大汉已经彻底脱离战乱二十多年了,有的道州甚至更远,二代、三代的百姓逐渐长成,他们是没有经历过战争时期的困苦,也难以感同身受,对于当下的社会环境以及生存条件,自然难以称心。
  大汉的农民向来是本分的,但是日子过得如何,他们心中也明白,而事实上是,过去的二十年,他们过得并不轻松,并且越来越困苦。
  仅一个夏秋两税,就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尤其是,随着朝廷彻底制定税收通过银、铜钱收取之后,对农村的压榨就显得越发赤裸裸了。
  粮食本身维持在一个低廉的价格上,朝廷每年制定的税额却在不断提高,为了缴税,大汉的农民们不得不把辛苦产出的粮畜贱卖,换成铜钱,用以交税。
  在这个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的,还有经过官商盘剥一遍,这方面的问题,刘皇帝很早以前就察觉了,并屡遣御史监察,严厉处置,然而再严厉的手段,再完善的法律,都难以杜绝贪婪的人心。
  同时,铜钱在不断贬值,粮价却难以提振,农民每年种地的收益自然不断降低,生活的成本却在不断提高,这日子如何能够好得了。
  也就是朝廷在土地兼并上还留有极大的戒心,以高昂的土地交易税,限制土地买卖,并以严刑峻法处置那些逾制乱法的官商。如此,方才稍稍遏制了大汉土地兼并的进程,给普通农民留有不下的耕作余地。
  但是,如此也仅仅是遏制,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土地交易仍旧是准许的,而以自古以来大汉士民对于土地的热情追捧,即便代价高些,只要有机会有资本仍旧会热衷于买地屯田。
  而在近十年中,大汉各地,土地买卖的数量明显增多,其中有贵族,有官僚,也有商贾,这与历朝历代发生的土地兼并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此前,有大量汉民下南洋闯荡,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那些人,无地无产,或者失地失产,为了生计,不得不赌命冒险。否则,出海的死亡率那般高,即便利益再诱人,也难以形成那等规模的出海潮。
  而针对于农民困难的情况,朝廷不是不知道,更不是看不到,也不是完全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至少,在丰年之际,还会由财政出钱,以略高于市价的价钱从民间收购粮食,用以官仓储备。但是,于整体而言,这部分占比不算太高,然而这个办法,本质上还是在割韭菜,毕竟朝廷手里廉价的铜钱是在太多了,而粮食物资可是实实在在的。
  另一方面,则是在灾年时期,对受灾州县百姓行减税、赈济。
  而以上两点,同样不能改变大汉农民生活困苦的本质。鉴于此情,不论是刘皇帝,还是政事堂,都已经意识到,农民农业问题已经到不得不变动的地步,否则任其发酵下去,矛盾爆发之际,难免产生动乱。
  这是历代王朝治乱循环的规律,即便以朝廷的实力,不会被轻易掀翻,但是这种情况同样会动摇统治,需要竭力避免。
  事实上,早在赵普卸任之前,就已经在筹谋,改变农业政策,让利于农民,稳固大汉最广大的群体,农民。
  当然,减税这种事情,是不能轻易实行的,尤其农税依旧是朝廷税收的大头。但是,粮价却是一个不错的着手点。
  去年田亩歉收以及榆林叛乱,对两京的粮食供应造成影响,导致粮价不断抬升,到二十二年二月之时,东京粮价已然高至斗米四十文一斗,到三月底,则到六十,比之前翻了三倍不止。
  而两京的粮价一向是天下的风向标,哪怕反应慢些,全国的粮价也跟着上涨,紧接着影响到的是整个农产品。
  过去,当粮价不稳之时,朝廷往往会采取措施,用以平衡,但这一次,并没有贸然行动,而是一直按捺着,任由市场调节,即便其中出现了一些囤积居奇、乃至发国难财的乱象,也没有第一时间整治。
  就拿米价来说,以朝廷多年积攒的家底,拿出一部分来平抑价格,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在赵匡义及沈义伦的建议下,朝廷选择了观望的做法。
  如此一来,可苦了两京的士民,以及城市中的百姓,而农民则如降甘霖,粮价涨了,能卖出更多钱,他们的处境自然能够得到缓解。
  当然,粮价过低不行,过高显然也会出问题。而在半年的时间里涨了三倍,这就不正常了,也不可能是健康的。因此,在眼瞧着东京粮价居高不下,士民生计受困,乃至穷苦之人几乎无以为继,满城怨声载道之时,朝廷终于出手,平抑粮价。
  第216章 压力转移
  进入开宝年后,东京每年由外部输入的各类粮食物资,基本稳定在七百万石左右,即便有所浮动,变化也不大。早年的时候,刘皇帝深受缺粮之苦,因此养成了储粮的习惯。
  而在整个京畿地区,在那些分布于诸渡口、交通要衢的大小仓库,朝廷始终维持着约两千万石的粮食储备。这个数量不算少,至少可满足京畿百姓三年之用,而事实上要更久。
  按照当初刘皇帝的打算,是要求储存至少十年国用,也一度按着这个目标在做,只是后来发现,管理成本有些高昂,不得不把要求降低下来,同时,每年还从官仓中划拨粮食投入市面,以做更新。
  因此,以朝廷手中掌握的资源,即便粮价再高,都能够随时平抑调节,也是此前一直坐视粮价上涨的底气所在。
  从四月开始,仅在东京,朝廷分批次,先后往市面上投放了两百万石米、粟、麦等粮食物资。取得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在东京士民头上飘飞了数月的粮价顿时被打压下来,如水银泻地一般,半个月内,由六十文降低到三十一文。
  只是,在朝廷有意的控制下,便再也降不下去了,显然,三十文就是朝廷认为比较合适的粮价。对于绝大部分东京百姓而言,这仍旧是一个不低的价格,毕竟与最初相比,也涨了接近一倍,但与六十文一对比,似乎又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
  但不论如何,在朝廷主动出手平抑后,东京民情民困,终是得到了缓解。大汉的百姓,不论市井百姓,还是乡野小民,从来都是温驯的,也容易期盼收割,只要还能过得下去,就能得过且过,只要不把他们逼到绝境,就不会出现大问题。
  在这场粮价疯涨的浪潮中,受苦的自然是以两京士民为代表的百姓,但对全天下的农民来说,却不啻于一场福音,至少,在过去的半年时间中,同样的粮食能够换取更多的钱财。在这个前提下,他们的日子也确实能够得到改善,填补税收的粮食减少了,用于生计的自然就多了。
  然而,在这股风潮之中,攫取了绝大部分利益的,显然不可能是农民,而是压在他们头上的贵族、官僚、商贾这样的剥削阶级。
  至少,那些从事粮食贸易、运输以及相关产业的商人,是饱食一顿,赚得盆满钵满。过去的二十年,大汉商贸日益发达,但商贾的地位,却没有本质上的提升,再加上朝廷时不时地收割压榨一波,也让许多商人在苦心牟利的同时,也不得不多添几分小心。
  当然,这部分指的主要是那些声名在外、腰缠万贯大商贾,一般的小商小贩都引起不了注意。而不论大小商贾,在有些行当,极其注意自己的商誉与行为。
  尤其是粮食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生意,很少敢乱来的,毕竟,朝廷上上下下,盯着的人实在太多了,别说武德司、皇城司、各署衙,就是都察院的御史找到机会都要进言,敲打一番。而大汉的粮商们,能有那份乖巧,也是在朝廷堪称严苛的惩治手段下,不得不稍按贪婪之心,仅在东京,过去因为哄抬民生物资被抓捕、抄家、处刑的商人就达数百家。
  但是此番不同,朝廷放宽乃至放纵的态度,几乎是摆在明面上的,一般人难以察觉,那些浸淫其中的商人岂能不晓。
  虽然谈不上“奉命涨价”,但东京的大小粮商们,可都趁着这个机会,大胆地涨价。否则,以东京市面上正常的粮食物资供应,即便出现了战争与减产这样的客观因素,也不可能呈现飞涨的态势。
  一直以来,在朝廷的压制下,低廉的粮价,让诸多粮油商人获取的利益并不大,即便是那些大粮商,也只是靠着规模方能维持。
  微薄的利润,也曾一度让大量粮商改行,二十年,斗米五文的上涨,也是为了提升一下粮商们的积极性,方才采取的放宽。
  而过去压制得有多狠,释放出来的时候就有多疯狂,过去半年粮价的变动,已然证明了这一点。朝廷的有意放纵,再加上利益链条上的饕餮们疯狂食利,共同催发了这一场“粮价闯关”。
  当然,粮价只是其中一方面,伴随着的,是各种生活物资的价格上涨,油盐酱醋,都是这般。而与粮价的上浮相比,盐价的表现,则要更为显著。
  到开宝二十二年四月,东京盐价已然攀升至一斗九十五文,而与粮价还有后续的平抑打压不同,盐价上升之后,似乎就没有落下来的意思了。
  在中唐时期,有天下财税、盐利其半的说法,而到如今,大汉朝廷才真正开始挥起镰刀,无情地收割着盐事带来的利益。
  迫于这些情况,京畿地区,也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抢购物资的狂潮,这固然在物资供应上带来了巨大压力,但同样的,也让朝廷籍此,回收了大量铜钱。
  再多的喧闹,终有平息的一日,随着朝廷对各项生活必备物资的指导定价颁布,这样一股涨价浪潮也终于退去之,其后,很多京畿士民,都切身地感受到,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尤其是那些小市民,日子也开始难熬了。
  这一场“价格改革”,基本都是在政事堂及财政司的主导下进行的,刘皇帝虽然一直关注的,但始终没有发表看法,一直持默认态度,从头到尾都没有插手,只是任他们施为。
  出现了问题,必需要寻求解决的办法,而在解决旧弊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那也只有留待以后,在一时的利弊上,总是选择趋利避害,或采取利大弊的做法,这是刘皇帝向来提倡的。
  如果说,过去大汉的繁荣是建立在庞大的农业体系上,朝廷通过对农民吸血,来维持开宝盛世的繁荣,那么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矛头将指向那些城市中的商贾、小士民及小手工业者,过去农民身上承担的压力,也将有一部分转移到城镇百姓身上。
  第217章 漠北来人
  夜下的礼宾馆,沉浸在一片灯火辉煌之中,这些年,经过不断的改造添置,大汉礼宾馆的规模越发扩大,设施也更加完善,当然,条件也更加奢华富丽。
  随着大汉的对外扩张,影响扩散,与外界的沟通交流越发深入,往来东京朝觐的各族、各国、各势力,也越发密集频繁。
  而每一位来宾的到来,都不免为东京繁荣、帝国强盛的而震惊,每个入住礼宾馆的人,都不免自惭形秽,把礼宾馆当做大汉皇宫的外邦使者,也不在少数。前来帝京的各色人等,也往往流连忘返,不等身上的钱财消耗干净,都不愿离去。
  有点不够尊重外使的是,住礼宾馆,是要付钱的,并且价格不菲。这一点,也深受朝中一些言官诟病,认为这体现不出天朝上国的大气与海纳百川的胸怀。
  不过,刘皇帝闲谈之间怼了一句,莫非要朕向隋炀帝学习,穷东京之力,任由外使,白吃白住?刘皇帝上纲上线了,下臣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看不惯的事情多了,也就不差这一桩。
  因此,东京就曾经发生过,一些囊肿羞涩的小国使者,不得不搬出礼宾馆,也节省公资,支持在东京的外事活动。游荡在东京的市井间的一些外夷,说不准就是哪一国的使者。
  然而即便如此,仍旧不能阻止外邦来朝的热情,大汉的门槛越高,他们就越积极。而在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后续的使者也都放聪明了,使团除了携带贡品之外,都备着足够的生活开销。
  当然,朝廷也不是只进不出,完全不给回报,一些土特产的赏赐,以及一些政经军方面的交流政策,还是根据情况适当予以放宽,毕竟人家也是携礼而来,诚意深厚,只是以小礼换重赏的情况,在大汉基本不可能发生。
  大汉的外交政策,从来都是重实利而轻颜面,这是延续了几十年的,要知道,早在刘皇帝登基之初的那几年,面对外使,刘皇帝甚至会亲自过问收了多少礼,没办法,那时候国计艰难,也实在是穷怕了。
  马车缓缓停在礼宾馆前,一名身着绸衣的中年男子下车,掏出荷包,颇为认真地数出十五文钱,递给车夫。车夫顿时露出笑容,道谢之后,还不忘拉客,男子也同意了,约定明日同样的时辰,再来接他。
  伴着清脆的鞭打声,车夫兴高采烈地驾着自己的“客车”远去,中年从后望去,不由叹了口气。自进入东京后,他叹气的频率明显变多了。
  此人身材高大,留着一抹短须,除皮肤粗糙点外,看起来颇具气度。居住在礼宾馆的,基本都是外国外族使节,他也不例外,身份也比较特殊,他是如今漠北契丹的宰相,韩德让。
  自从耶律贤病逝,经越王耶律必摄内乱之后,漠北契丹已经平稳多年了。内有耶律休哥、韩德让这些耶律贤时代留下的精干老臣辅助,外则有大汉注意力的转移、压迫减轻,如此,方才在主少国疑的情况下,支持到如今。
  而韩德让,在当年由耶律必摄发起的政变中,坚持保王正统立场,与耶律休哥等宗室重臣,力扶耶律隆绪上位,也收获了丰硕的政治果实,成为契丹最主要的几名辅政大臣。如今,担任着契丹宰相。
  自从契丹被赶到漠北之后,其过去的体制也经过彻底的打乱重建,南北两面制度,自然而然被放弃,两面合一,形成了宰相府主政、枢密院主军的权力结构。
  而韩德让这个汉臣,担任契丹的宰相,也十分显眼。虽然韩氏家族进入契丹很早,几乎是伴随着当初那个雄霸东北亚的契丹帝国的兴衰,而韩家也早被契丹人所接受,曾一度是契丹上层贵族。
  但随着大汉的崛起,辽王朝的崩溃,胡汉南北两面分治的统治彻底瓦解,像韩家这样的契丹汉臣势力,处境就显得尴尬了。毕竟,没有底层汉民的支撑,他们这些汉臣就没有足够的底气,其作用也直线下降,毕竟契丹的部民实在不需要汉臣来帮忙管理。
  而作为漠北契丹政权中的汉臣领袖,哪怕与宗室关系亲近,韩家的处境仍旧不免尴尬化。在过去的几年中,针对韩德让的宰相之位,契丹内部势力发起了不只一次的冲击,甚至酿成政变。
  韩德让能够保住这个位置,除了他本身的能力之外,一是有耶律贤的遗命傍身,二则是有枢密使耶律休哥这样的重臣支持。
  但即便如此,随着小契丹主耶律隆绪的年纪渐长,漠北契丹内部的矛盾又开是加剧,一些反对韩德让的契丹宗室、贵族又开始冒头了。韩德让这个汉臣宰相,日子也越发难过,有些根本性的矛盾,纵他有经天纬地之才,也难以化解。
  漠北契丹这些年的日子,实在是难过,被大汉死死地关在漠北那等荒芜苦寒之地,不论是南边,还是东北,那些丰沃的草场,都被大汉所占据,而他们只能死死地守住那片贫瘠之地。
  内部矛盾重重,对大汉的态度也是如此,有些人被打怕了,宁愿与大汉交好乃至臣服;有些人则在与大汉的私下贸易中,获取重利;有些人则不愿坐以待毙,态度激进,一度想要推动契丹南下,从大汉掠夺资源人口。
  纷纷扰扰间,大汉这头大龙蛰伏了,不再那么针锋相对,西边、东边又生出了麻烦。自汉辽大战之后,眼见契丹衰弱,西部的乃蛮人开始崛起,形成联盟,一起向东扩张,当年趁漠北大乱占据的土地、城池、草场,至今漠北契丹还没收回。
  而乃蛮人的声势却是日益壮大,尤其是前不久,乃蛮诸部会盟,推举了一名可汗,呼为太阳汗。而关键的是,这名太阳汗,年纪不大,方十四岁,但身份很值得玩味,因为就乃蛮人内部的说法,他是大汉魏王刘旻的儿子……
  一个简陋粗糙的乃蛮政权正在形成,找到了一个可以为所有人认可的共主,也开始展现出其攻击性,但再是简陋,也比过去分散的部落联盟形式要先进,而首当其冲,自然是盘踞漠北大部的契丹政权了。
  西面不安宁,东边也不平静,来自外岭的室韦人,就仿佛是从地狱中闯出来的恶鬼,一个个凶狠无比,不断侵犯契丹,杀人夺产,占据河流、草场,并且源源不断。
  为此,耶律休哥曾亲自领军针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驱杀了不少室韦人,但室韦之患始终未平。毕竟,这些野蛮的室韦人,连大汉的安东地区都敢去撩拨,何况你一个早已衰败的契丹。
  内忧外患,维持这个契丹政权,韩德让是劳心劳力,但也渐感力不从心。而整个漠北契丹,从上到下,都给人一种别扭的感觉。
  也正因如此,大汉对漠北契丹的压迫才逐渐放轻,除了征讨成本的原因之外,就是认为,如今的漠北形势,还勉强可以接受。
  此番,韩德让亲自南下大汉,当然不是像其他汉臣一般,想要认祖归宗,沐浴大汉荣光,感受天子恩泽。在契丹,哪怕再尴尬,他也是手握重权的宰相,到大汉,他能得到什么,韩氏家族又能有什么地位。
  韩德让此来,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寻求与大汉彻底消除旧恨,重修于好,更直白点,就是代替契丹主耶律隆绪前来称臣的。这也是自开宝北伐之后,大汉与契丹之间这对老冤家,再一次正式接触往来,对韩德让来说,这也是一次破冰之旅。
  为了改变契丹恶劣的环境,也为解决漠北生计之困顿,在综合了各方面意见,也打压了那些激进派之后,韩德让终于在这开宝二十二年,亲自南下,出使东京。
  第218章 臣服尚有门槛
  韩德让的南来,也是经过综合考量的,虽然远在漠北,但对于大汉这些年的发展变化,对于大汉施行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也是时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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